導論﹕大腦﹑思維與語言文字

大腦信息系統的結構﹕

大腦是人類的信息處理中心﹐這如同是計算機的中央處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這種信息處理的過程就是我們所謂的‘思維’過程。那麼大腦是如何思考﹐又或者如何具有思維能力的呢﹖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從認識大腦的結構開始。 大腦由大腦細胞(neurons) 所組成﹐大腦細胞與身體其它部份細胞的不同點﹐在於它們有軸突(axons) 和樹突(dendrites) ﹐大腦細胞之間就以軸突與樹突接觸的方式連接, 如下圖:

(注﹕‘突觸’為神經的功能性接觸點﹐神經沖動是以電或化學的方式由一個神經元傳遞到另一個神經元。圖中‘箭頭’表示神經沖動由一個神經元軸突的終末分枝(TA)或末梢傳遞到另一個神經元樹突。)

突軸是一種大腦細胞的延伸分支﹐它的形狀長而細。最短的可以隻有幾毫米長﹐最長的可以有超過一米的長度﹐這種長的突軸用來連接大腦在另一邊的細胞﹐這就是說在大腦不同位置的細胞部份﹐也可以通過這種長突軸相連。神經脈沖是由一些微弱的電流組成﹐當這股電流從大腦細胞的一端傳至另外一端后﹐在開始這一端的突軸會因為接收到電流信號而分泌出一種叫‘神經傳遞素(neurotransmitter)’的化學物質﹐這種物質就會通過滲透的方式﹐穿越在兩個大腦細胞之間的縫隙﹐接觸到下一個細胞的突軸﹐令它觸發下一股的神經電流﹐然后再傳至這個大腦細胞的另一端來激發再下一次的‘神經傳遞素’分泌。神經信號的傳遞﹐基本上就是以這種大腦細胞的‘接力’方式來進行的。突軸是一個信號發生者和傳播者﹐而樹軸則可以理解為一個信號的接收者﹐兩者的合力就達成了整個‘接力’ 過程。以上的描述隻是一個微觀的傳遞動作﹐在宏觀方面﹐我們要想象到每一個細胞可能同時接觸到上千個其它的細胞﹐這令到在一瞬間內﹐這個細胞可能從其它細胞那裡接收到上千個神經信號﹐再在第一時間內把它傳到另一個細胞﹐我們可以想象﹐整個大腦細胞的‘網絡’結構呈現的是立體形狀。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因為突軸的長度不一﹐這令到大腦細胞不單在局部區域內有網絡式的聯系﹐而且位於各區域的細胞也有跨區域之間的接觸。大腦細胞之間的接觸將會以可能是上千倍幾何級數的方式向外發散﹐一個細胞連接上千個其它細胞﹐這上千個中的每一個細胞可能再接觸到接著來的上千個細胞﹐這種‘龐大’的網絡結構令當今任何一個人為的網絡系統(包括計算機或電訊網絡)都無法與之比擬﹐而且它的信息處理速度更是令人嘆為觀止。要了解大腦處理信息的驚人速度﹐對於這種經驗問一問自己就清楚了﹐以我們的大腦來說﹐處理一個圖像或產生一種想法又需要什麼時間呢﹖﹗這就是大腦的信息處理速度。

當我們明白過大腦的基本結構和了解過大腦有如此‘強大’的信息處理能力后﹐我們就可能會問到﹐究竟這些大腦處理的‘信息’ 又從何而來呢﹖大腦空有這樣強大的處理能力﹐如果沒有可以處理信息的話也是徒然。信息在大腦這台處理器中﹐基本上是以傳送﹑轉換和儲存等形式來處理﹐這樣也需要來自外部的新鮮信息。接收外部信息的機制就是人類的感覺器官﹐人類的感覺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視覺﹐聽覺﹐觸覺(包括﹕身體上的觸覺﹐味覺和嗅覺)。

相對於輸出信息的器官﹐在沒有媒體的幫助下﹐人類主要的信息輸出器官為發聲器官和身體動作(這個包括了身體語言﹐如眨眼﹐手語﹐這裡不包括書寫(因為書寫需要媒體如筆紙等))。可列表如下﹕

總結而言﹐以人類的感覺器官來分類的話﹐將會有以下的信息輸入大腦﹕
視覺﹕物體的靜態或動態圖像﹑圖畫﹑手語(和一些肢體語言) ﹐文字符號
聽覺﹕說話語言和自然的聲音(包括人類發出的非語言聲音)
觸覺﹕味道﹐氣味﹐皮膚對外界的感覺

以上這些信息都可以輸進大腦﹐並且可被大腦作處理﹐同時大腦也就是通過處理信息的過程來認識外部世界。這樣﹐大腦對外部輸入或內在儲存信息的處理過程就形成了人類的思維過程。

以外部信息的功能性來劃分﹐這些輸入大腦並對大腦細胞起刺激作用的信息可分為‘語言’和‘非語言’信息兩種。‘語言’信息是一種人為的信息組合﹐通過視覺和聽覺為渠道所收發的信息﹐如手語﹑肢體語言﹑口語語言和文字符號所攜帶的信息﹐這些語言信息具有如下的共同點﹕

• 由單元組成﹐單元數量有限﹐具重復性﹐如音節或音節組合﹐手語標志﹐字母和方塊字﹐符號。
• 單元之間有差異性﹐可通過視覺﹐聽覺或觸覺(這僅限於盲人字體) 完全辨別。
• 單元以連續方式出現﹐單元之間可以有間隔停頓﹐帶有規則性﹐此為‘語法’。
• 單元都是人為造成﹐人既可發送又可接收﹐如聽說看寫。
  (注﹕這種‘單元’ 又可稱為‘符號’)

至於‘非語言’ 信息就是‘語言’以外的其它信息了﹐如對象或人的靜態或動態圖像﹑圖畫﹑味道﹑氣味和皮膚對外界的感覺。圖畫並非語言﹐因為圖畫不是由單元所組成的﹐雖然圖畫可以攜帶大量信息﹐但它沒有‘語法’ 規則﹐因此不適合大腦的准確理解。

語言與思維﹕

在這裡﹐我們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產生人類的語言’ 這個問題。語言的出現離不開人類集體群居的生活方式﹐群居令人類之間產生了在生活接觸中溝通交流的必要和沖動。出於這種原始動機﹐人類需要在自己身上尋找一些工具或途徑來達到溝通交流的目的。人類如同其它動物一樣﹐首先在自己的身上開始尋找這種可以溝通的工具﹐因為這種可隨時使用的工具不應受到外部環境的限制﹐因此這種工具最好是身體的一部份﹐而且與身體的感覺器官有關。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出生那天開始﹐就接觸並終身使用這種工具﹐而且人類還可以隨時隨地的使用它﹐通過反復的操作直至完全掌握。

為了能夠通過發送和接收信息來表達不同的意思﹐在開始時可能要指示不同的對象(這就是‘名詞’的出現)﹐直至表達不同的行為(這就是‘動詞’的出現) 。所以這種工具所攜帶的信息一定要有差別性﹐它的差別性可以區別不一樣的信息(概念)﹐而且各個信息(概念) 都可以讓大腦分辨和認識。因此﹐人類就要找出這種發出可辨別和不同信息的途徑。幸好﹐人類的進化過程把人類完全與別他動物分離開來﹐既賦予了人類直立行走的本領﹐還有發出多種不同聲音的能力(人類的喉部比其它的靈長類動物位於氣管的較低位置﹐這樣可令人類發出更復雜多變的聲音)﹐直立行走令人比其它動物多出一雙手﹐一雙不需要從事行走和支撐身體的自由之手﹐而且手上有十個指頭皆可靈敏活動。所以﹐人類就可以利用發聲器官來傳送不同的語音—口語語言﹐之后通過聽覺來接收語音﹐又或者用指頭或上肢體的動作(但肢體動作最后簡化為手部動作) 來傳送不同的視覺符號—簡單的‘手語’﹐再以視覺器官來接收。由此可知﹐人類具有兩種可發展的溝通渠道﹐或者可以說是兩種發送與接收信息的方式。但是﹐最后人類隻選擇了口語為主要的發展對象﹐令口語成為了我們在書寫文字以外的唯一溝通工具﹐而手語隻成為我們專門為失聰人士開發的交流工具而已。如果我們有興趣思考一下﹐為什麼口語勝過了手語而成為人類主要交流工具的問題﹐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首先我們需要看一下以下關於口語和手語在使用(操作)上的利弊比較﹕

由上表可見﹐相比口語來說﹐手語有‘百害而無一利’ ﹐這樣人類當然會選擇口語作為交流的主要方式。但是人類放棄手語使用口語的原因﹐僅僅是基於兩種工具在操作上的利弊﹐並非兩者在傳送信息的功能差異上。這就是說﹐有別於兩者的操作利弊﹐對大腦處理信息的功能而言﹐口語與手語都同樣對大腦提供到攜帶信息的作用。回顧上文有關的語言特性﹐我們可以發現﹐指頭動作和口腔發出的聲音﹐這兩者都具備了語言的特性﹐這說明由指頭動作組成的手語與聲音合成的口語都能夠制造出一個個具備一定復雜性﹑可重復和可辨別的語言單位, 如下:

這些語言單位不論是來自手語或口語﹐它們都同樣可以對大腦構成‘印象’ ﹐這些以單位形式出現的印象就是信息的載體﹐當它們有規則地連貫出現時﹐就構成了‘語言’。因此﹐手語與口語都能夠提供到同樣的信息功能﹐對大腦的信息處理起到同樣的作用﹐這就是說就信息處理的意義來說﹐口語和手語其實就是一種完全‘等價(相等)’的語言。

事實上隻要我們考察一下現時的手語﹐就會了解到﹐手語可以具備如同口語一樣的復雜性和表達能力。基本上﹐現時的手語來自模仿口語的方式而專本為失聰人士而設計﹐如ASL(American Sign Language, 美國手語)﹐不僅有表意的手語符號﹐也有表示英文字母的手語符號(如上圖)可以組合出英文單詞﹐這種手語表達能力可與口語無異。

因為手語與口語具有以上相似的信息攜帶功能﹐我們就可以認為手語與口語同為兩種‘等價’的語言﹐這是從分析信息載體后得到的結論﹐但是大腦作為處理這種信息的主角﹐是否也會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待口語和手語呢﹖如果這種假設是事實的話﹐這就說明大腦並非對口語存在著特殊的‘偏向性’ 。大腦需要處理的信息隻要對大腦造成‘印象’ 的信息效果﹐也就不計較提供這種‘印象’的載體。這就是說﹐‘語言’ 的本質隻是‘信息’ ﹐不論是‘口語’ 或‘手語’ 語言隻要能夠對大腦構成‘印象’﹐讓大腦能夠處理﹐這樣就可以成為大腦可理解的‘語言’ 信息 ﹐這種溝通方式也就可以成為有效的語言了。

為了能夠客觀正確的認識這個問題﹐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有關的實驗結果。這個實驗發生在七十年代﹐由加拿大心理學家Laura Ann Petitto與她的研究小組共同進行。這個科學實驗的對象是兩組初生的嬰孩﹐一共有5個嬰孩﹐第一組是2個失聰嬰兒和他們的失聰母親﹐他們的母親都懂得使用ASL(美國手語)作交談﹔另外一組是3個健全的嬰兒和他們同樣健全的母親。在這個實驗裡﹐母親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用口語或手語和自己的孩子溝通﹐教導他們使用口語或手語。研究小組通過嬰兒進行這個實驗﹐用意就是要觀察他們學習語言的過程﹐因為他們都是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新生兒﹐對於語言這種人類的‘產物’ ﹐他們的大腦完全是‘白紙’一張﹐對此一無所知。研究他們掌握手語或口語的過程﹐就可以告訴我們人類的大腦如何由‘ 零’開始吸收和處理各種語言信息﹐這兩種語言包括了視覺符號的手語和聽覺符號的口語﹐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大腦是否因為不同的信息渠道而造成在信息處理上的差異﹐大腦是否對信息載體具有偏好性﹐又或者在大腦裡已由先天基因設定了某一種語言具有優先性。

在本實驗中﹐研究小組使用攝錄機記錄兩組嬰兒的發聲變化和手部活動﹐觀察他們在10個月﹐12個月和14個月這三個年齡階段的情況﹐這個從初生到第14個月的時期就是我們稱之為‘ 牙牙學語(Babbling) ’的階段。在這段時期中﹐作為一個正常的嬰兒在成年人的語言帶領下(因為嬰兒從聽覺模仿中學習語言)﹐他們學習語言的階段可示之如下﹕

從實驗觀察中﹐研究小組發現失聰嬰兒如同正常的嬰兒一樣﹐同樣的經歷了‘牙牙學語’的階段。當然因為他們不能聽到聲音﹐所以也不可能像正常孩子一樣用口語來‘咕咕學語’ ﹐相反﹐他們使用手指來學習。相對正常嬰兒發出元音或元音與輔音結合的音節﹐他們會嘗試以指頭的不規則活動來模仿母親的手語﹐慢慢地他們會做出一些手語的‘音節’(手指的組合動作) 。在開始的階段﹐他們也像正常嬰兒一樣不懂得把手語符號聯系到對象或人物上﹐但是經歷了正常嬰兒的所經歷的相同時間后﹐他們最后也能成功進入使用手語的人生歷程。

除此﹐根據另一項的實驗結果﹐在父母雙親其中一方為失聰人士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我們可以視之為另類的‘雙語’家庭﹐這些孩子就如同來自其它口語雙語家庭的孩子一樣﹐不會隻是選擇性地使用其中一種語言﹐這就是他們對口語或手語沒有特殊的偏好﹐他們都能在需要的場合中或對需要的語言對象﹐既自由且流利地使用兩種語言—口語或手語。

如果手語能夠具備與口語同樣的表達能力和語言功能﹐兩者對於大腦的信息處理來說﹐就可以認為是兩種基本等價的語言了。因為對大腦來說﹐手語和口語都能夠通過視覺或聽覺的方式向大腦輸入‘符號’ ﹐不論是手部動作的視覺‘符號’ 或是聲音構成的聽覺‘符號’ ﹐它們的輸入都對大腦‘烙下’了‘印象’ ﹐這個‘印象’ 就是信息的載體﹐‘印象’ 一旦聯系上外部的事物就可以成為了我們所講的‘概念’ 。因為這種‘印象’ 與視覺的圖畫不一樣﹐它並非是獨立或分散的﹐而是在‘語法’ 規則下作排列﹐這樣就成為‘語言’ 。因此﹐手語與口語在提供‘印象’ 功能上令兩者完全等同了。兩者都是一些以不同方式可指示信息的‘符號(印象)’ ﹐而且每一個‘符號’ 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可以分別指示不一樣的信息概念﹐還可以通過組合串聯的方式來表達更加復雜的信息。這就是‘口語’ 和‘手語’ 的信息意義﹐以及具備了開發大腦信息處理能力的功能。‘口語’ 在當初因為出於人類之間的構通需要而產生﹐但是人類隻要把溝通的對象反過來投放到自已身上﹐這種‘自言自語’ 的自我溝通方式就導致了人類思維過程的產生。有關思維與語言文字的關系﹐筆者將在下文中再作詳細分析﹐現在我們再繼續有關‘手語’ 與‘口語’ 對大腦構成‘印象’的話題。

在大自然中﹐因為人類具有特殊的發聲器官而發展出語言能力﹐語言能力又在使用語言的同時開發了人類的思維能力。這樣也就可以部分地解釋到﹐為什麼人類可以創造文明﹐而同為靈長類動物的猩猩猴子卻不能﹐因為在生理結構的限制下﹐猩猩不能像人類一樣發出這樣多變的聲音﹐因此也就沒有人類這種獨一無二的語言能力﹐而‘語言’ 對大腦造成的‘印象’ 刺激﹐又是開發思維的重要途徑﹐於是無形中成為了人類和動物在思維能力上的‘分水嶺’。雖然﹐猩猩這種動物並沒有人類一樣的發音能力﹐但是‘手語’ 在語言上與‘口語’ 等同﹐如果我們用等價的‘手語’ 代替‘口語’ 來教猩猩 溝通的話﹐那又會怎樣呢﹖這又是一個大膽的實驗﹐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實驗的結果吧。在1965年﹐美國心理學家Allen Gardner和Beatrice Gardner﹐把一隻隻有10個月大﹐名叫Washoe的猩猩放置在一個完全人類的生活環境中進行實驗﹐在它完全學會基本的人類日常生活習慣﹐如‘進食’ 和‘如廁’ 等后﹐研究人員開始教它使用‘美國手語’ (ASL)。在開始的七個月中﹐它能掌握4個手語﹐以下就是接著來的發展進度﹕

• 14個月后﹐Washoe學會了另外的30個手語。
• 51個月后﹐Washoe又學會了一共132個手語。其中包括了“鞋’ 這個總類的概念﹐‘花’ 的概念﹔它在學了8個手語時已經可以表達如‘you me hide(你我藏起來)’ ‘you me go out hurry(‘你我匆匆出去’ ) ﹐‘ listen dog(‘聽﹐狗’ ﹐當它聽到狗在叫的時候) ’ 。

對於學習手語﹐人類以發達的思維作為基礎﹐這個思維基礎是人類經歷數萬年而成的進化結果﹐猩猩雖學了幾個人類手語﹐但是畢竟它的思維能力有限﹐所以也不可能從此就具有了人類一樣的溝通能力。不過﹐這個實驗的確說明了一個事實﹐隻要是具分辨性的和可以自由使用的符號﹐不論是視覺的或是聽學的﹐以此作為信息的載體對大腦造成‘印象’ 效果﹐有了這種符號提供的‘印象’ 效果﹐它們就可以成為大腦處理信息的‘素材’ 或者是‘工具’ ﹐這樣不單可以開發生物大腦的信息處理能力﹐同時思維能力也由此而發展起來﹐Washoe畢竟表現出比其它猩猩具有更高的語言和思維能力。

從以上的科學研究成果可以令我們確信﹐大腦中不存在令口語成為我們當然語言的語言基因﹐人類選擇使用口語作交談工具的原因﹐完全因為是使用上的便利而已。這正如上文所列出的手語與口語的利弊比較一樣﹐最初為了人類之間交流的需要﹐大腦隻需要一些通過本身身體就可以發送和接收﹐以及可辨別的‘符號’ 來指示的信息﹐這裡的信息也就是概念﹐概念指示出指事物﹑動作﹑空間﹑時間和邏輯關系﹐而人類的手語和口語都具有了這種功能﹐因此對於大腦來說兩者都具備了同等的信息效力。

在本文開始的部份﹐我們一起了解過大腦中的細胞組織結構﹐我們得知大腦作為一個‘硬件’要比現今任何的網絡都要復雜﹐但這隻是一個硬件而已﹐那麼大腦中的‘軟件’和數據信息又從可而來呢﹖如果大腦在從未輸入過任何外界信息的情況下﹐這就如同計算機中所有的儲存單位在開始時﹐隻是‘零化’的空白記憶一樣, 如下圖:

所以大腦需要通過感覺器官有意或無意識地引入信息﹐在人類進化的初期或初生嬰孩階段﹐在還沒有語言出現的時候﹐大腦裡的信息狀態可以通過下圖表示﹕(因為還沒有語言的出現﹐所以隻有‘非語言’的信息。)

視覺(圖像)﹕自然景物﹐人類或動植物

聽覺(聲)﹕自然界的聲音

觸覺﹕對自然事物的皮膚觸覺﹐嗅覺(嗅)等

(注﹕虛線﹕指示大腦信息對外部世界事物的關系。 實線﹕大腦內部信息之間建立的聯系﹐從信息角度看﹐由零的量變成了有意義的信息儲存﹐在大腦細胞內一方面儲存了對象的圖像﹐另一方面也通過細胞自身信息狀態的改變﹐把兩個有關系的概念聯系在一起﹐如鳥的圖像‘鳥(像) ’和鳥的叫聲‘鳥(聲) ’ ﹐因為都出自鳥這個實體﹐所以兩者在信息上有聯系。)

從上圖可見﹐本來是內部‘一片空白’ 的大腦世界﹐現在以本身的感覺器官接收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后﹐大腦細胞就把圖像和其它感覺信息儲存下來﹐並且它們之間也建立起了相關的聯系。這種由‘無’ 到‘有’ 的信息儲存﹐包括大腦記錄了事物的相關的聯系信息﹐這種過程我們可以視之為大腦的‘開發’過程。在大腦中﹐相關信息的儲存和上圖以直線表示的聯系越多﹐可以反映出大腦內的信息也就越復雜﹐同時也發展出更強大的信息處理功能。然而﹐這隻是個開始﹐當語言因人類交談的需要而產生后﹐語言所發揮的功能再不隻是一種純粹的交談工具而已﹐同時也直接開發了大腦的功能﹐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語言的‘副作用’。不過﹐我們可以肯定﹐人類文明完全受益於這種‘副作用’﹐見下圖﹕(下圖有改)

(注﹕‘(言) ’表示這是一個口語語言的概念。)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手語對大腦信息處理來說完全等價於口語﹐所以在失聰孩子的大腦中呈現的是如下的‘概念’(如下)﹐ 我門發現口語與手語隻是在概念獲得的途徑上有差別而已﹐而在信息的價值和概念聯結的方式上是完全無異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手語’ 發展出的思維與‘口語’ 的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兩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維能力。(下圖有改)

(注﹕‘(手) ’表示‘手語’ 概念。) 由上兩圖可以反映﹐當語言出現后﹐概念的數量增加了﹐除了圖像和聽覺概念外﹐也增加了‘語言’(包括‘手語’ 或‘口語’) 概念﹐而且大腦細胞之間的信息聯系也呈現出更加網絡化﹐大腦功能因而得到進一步的開發。不過﹐這隻是第一個階段而已。在這一階段內﹐語言概念隻限於指示事物名稱的‘名詞’﹐沒有涉及到表示‘名詞’之間動態關系的‘動詞’﹐動詞將會在名詞之后出現﹐這個動詞除了可以表示兩個對象的動態關系﹐如‘老虎吃兔’﹐ ‘樹開花’等﹐還可以在表示個體的‘我’(這個‘自我’意識在大腦有一定開發程度后才開始萌生) 和外部物體的關系﹐如‘我吃肉’﹐ ‘我想去那裡’等。但是﹐因為名詞出現在動詞之前﹐所以當時的語句順序會呈現為‘主賓謂’ 語序﹕名詞(主語)- 名詞(賓語)- 動詞(謂語) ﹐一般的句子就成為﹕‘老虎兔吃’﹐ ‘(我) 肉吃’﹐ ‘ (我) 那裡想去’。從語言歷史可知﹐雖然現今大部份的語言都是‘主謂賓’的語序﹐但是從歷史文獻上發現﹐這些語言在早期也經歷過‘主賓謂’或者無固定語序的時期﹐包括漢語和英語。現今的日本﹑韓國﹑蒙古﹑土耳其和印都(印度) 語等都是‘主賓謂’ 語序的代表。

那麼動詞的出現又如何在大腦細胞中凝聚概念信息呢﹐請看下圖所表示在動詞出現前和之后的分別﹕

動詞出現前﹕

看過‘鳥吃果’ 的情景后﹐大腦把這個情景以圖像的方式記錄下來﹐同時把這個圖像信息與現存的‘鳥’ 和‘果’ 概念聯系起來。

動詞出現后﹕

如果需要表示這種較為抽象的動詞概念﹐就隻能通過語言來作指示﹐大腦通過‘口語’ 的語音作為‘印象’ 攜帶起動詞的信息。動詞的產生最后令到人類的語言變得完整﹐因為完整的句子在這時也出現了。隨之而來的是‘語法規則’ 的誕生﹐‘語法規則’ 規范了各個詞語在句子中的空間位置和語法功能﹐也就是單詞與其它句子成員的關系。

概念儲存的數量﹐而且還進一步多強了網絡化﹐也因為引入了動詞這種關系性詞語﹐這導致了邏輯和語法的萌芽。因為動詞並不象名詞那樣﹐可以被單一的圖像直接指示﹐這就是說﹐動詞並非指向如 “樹” 或 “山”一樣的對象﹐它是一種較為抽象和升華的概念﹐人腦需要在經驗過為數不少有關於動物或人類進行某個動作的場面后﹐才能總結出某個動作概念。如‘吃’這個動作﹐大腦要觀察過不少關於‘吃’的‘場面’才可以提煉出‘吃’這個動詞﹐對它加以認識並在最后把它與‘吃’ 這個口語單詞聯系上。在這個動詞的認識過程中﹐大腦的信息處理就牽涉到一定的‘歸納分析’ 等邏輯過程﹐這可以算是大腦在思維力上一個質的飛躍。在使用動詞時﹐大腦要求把這個語言概念與其它的單詞如名詞聯系在一起來表達﹐為了便於對方的理解﹐這種單詞的聯系就一定要有規律﹐對規律的總結也需要依賴一定的思維能力。於是來到這個階段后﹐大腦已經具備有這種由總結動詞概念而發展出的思維能力﹐現在可以把這種思維力應用到制訂基本語法上﹐最后把‘語法規則’再儲存到大腦的另外一個位置﹐並且用額外的大腦細胞把語法區和位於大腦其它部份的名詞區與動詞區連系在一起就完成了。在大功告成后﹐大腦的思維能力又可以躍進到一個‘新時代’。在這裡我們可能會問﹐為什麼剛才提到了語法區﹑名詞區和動詞區﹐這是否說明大腦會根據語言概念在功能和信息性質的分類﹐以不同的區域來存放這些信息呢﹖答案是對的﹐這是一個事實。科學家通過對那些大腦局部區域因中風或意外撞擊而所損的病人進行語言測試﹐最后總結出以上的結論。當這些病人在大腦某部位受損后﹐他們其中的一些人在說話時沒有語法結構﹐或者不能說出動詞而隻能說出名詞﹐又或是隻能說出名詞﹐如果有數個區域受損的話﹐他們會嚴重喪失語言能力﹐但對這種病人影響更大的是﹐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沒有了內部說話—自言自語的能力﹐令到很多需要‘內部說話’來思考的事情無法做到﹐例如是沒有心算能力等﹐在計算‘(2+4×12+234)÷4’ 的結果時﹐我們往往通過心算來完成﹐這種心算就是‘內部說話’ 的過程。

大腦在完成了對動詞的認識后﹐下一個目標將會是‘介詞’﹐那些指示時間關系﹐如‘之前’﹐ ‘之后’﹐和空間關系如‘在之上’﹐‘在之下’﹐‘向下’等詞語﹐這種介詞的認識過程就如同總結動詞一樣﹐大腦最后把介詞放在另外一個區域存放﹐再更新一下語法區令它也包括介詞的使用就可以了。其實在語言成熟之后﹐還有一個階段可以把思維能力再推進一步﹐但並非每一種語言都完成了這一步﹐這就是‘類詞’的出現﹐如同‘水果’ 是‘蘋果’ 和‘香蕉’的類稱。在世界各種語言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部份的土著語言隻有眾多的專門名稱﹐但就是沒有對所屬物品的種類名稱﹐如愛斯基摩人有幾百種對不同種類的‘雪’的名稱﹐但就是沒有‘雪’ 的類稱﹐如有些島嶼的土著﹐有對不同樹木的專門名稱﹐但就是沒有‘樹’這個總稱。那麼為什麼他們有總結動詞的能力(他們的土著語言絕對是具功能性的語言﹐如同我們的一樣) ﹐但就是沒有走出這一步呢﹖這個可以從他們較簡單的社會結構和環境來作解釋﹐在他們的生活中可能還沒有使用‘類詞’ 和‘邏輯歸納’的必要性﹐所以也就不需要發展這種概念和思維能力了﹐在沒有產生‘類詞’ 的情況下﹐他們的思維能力也就不能因此而獲得進一步的提高。請看下圖就可明白到﹐大腦如何受益於這種‘類詞’的產生﹕

‘類詞’產生前﹕

由上圖可見大腦內的信息世界﹐除了增加了概念和網絡聯系外﹐還發展出‘產生類詞的原則’﹐它自產生后也與相關的類詞發生了聯系﹐我們可以把‘產生類詞的原則’理解為‘歸納思維’ 的發展。這套原則和類詞也像動詞一樣﹐存放在大腦中不同的位置。因為科學家發現其中某些大腦受損的病人﹐他們有些隻能說出所見物品的類名﹐或者隻能講物品的專有名稱而不是類名。可見﹐類詞與專門名詞各自所屬大腦的不同域區。

總而言之﹐因為人類有溝通交流的需要﹐在發展語言之后﹐人類的大腦細胞也同時受到外部語音的刺激﹐以及對語音信息的運用處理而開發了細胞之間的網絡聯系和改變了部份細胞攜帶信息的狀態(如計算機中的“0/1“值) ﹐這就是大腦思維能力的開發過程 。筆者以下圖總結一下大腦被開發的情況﹕

現在我們了解到﹐在大腦的信息世界中﹐主要是圖像﹑語言概念(名動介等詞) 和語法規則(非語音性)﹐通過細胞本身的信息和細胞之間聯系狀態的方式來作儲存﹐這些概念和信息都是后天通過學習和認知得到的﹐全部都是大腦信息處理(思維) 的基本素材﹐在這一點上讀者不應該對它再存有懷疑了吧。不過﹐在上文中對於圖像信息的記憶和處理並沒有太多的說明。故此﹐讀者可能會提出﹐難道思維的工具隻是由這幾個主要的部分組成嗎﹖沒有了語言概念難道就不可以思考了嗎﹖為什麼我們還可以通過想象來構造出一些我們未曾經驗過的新圖像﹐有時還可以通過圖像作一些邏輯上的分析﹐如想象到事情發生的后果﹐又好像是導演和畫家們通過大腦中浮現的圖像來指導拍攝或創造藝術品呢﹖其實隻要我們明白到大腦是如何處理圖像的話﹐我們就可以解答以上的疑問﹐而隻有解答了這個疑問后﹐我們才可以完全明白大腦是如何處理信息的。

研究大腦的專家們估計﹐大腦中有一種叫‘收斂區(CZ, Convergence Zone)’的動態區域﹐這個‘動態’的意思是指它的存在並不限於某一個大腦區域﹐可能是布滿大腦各部份或者甚至是隨機分布。它的功能就是把概念分散儲存。當需要調用概念時﹐就會採用相反動作把零散分布的信息再‘化零為整’組合出需要的概念。在大腦處理圖形時﹐就是以CZ的方式進行‘肢解’﹐把一個對象的圖像分解成成千上萬個點﹑線或面的部份﹐就好像計算機在處理圖形時﹐把圖像分解成千萬個‘像素’一樣﹐但整個處理過程僅在瞬間便可完成﹐而且不在我們‘顯意識’ 的掌握范圍之內﹐我們也不可能隻調用其中的一兩個像素點或線﹐或者通過‘顯意識’ 來認識整個分解過程﹐也就說我們不可能意識到這個過程的任何內容。因為有了點和面作為圖像的元素﹐我們就可以想象(創造) 任何不曾經驗過的圖像。不過﹐因為這些點與面的素材來自我們視覺所獲得的圖像﹐所以這些圖像概念不能像語言概念一樣﹐可以指示抽象的概念﹐如‘無限’ 這個概念﹐而隻能重構出與記憶中圖像有關的圖像概念﹐這就是以圖像指示概念的局限性。

這個CZ區不單單是用作處理圖像﹐還可以用作處理口語概念來進行輸入和輸出過程﹐如下圖﹕

當我們想要說出‘杯’的漢語讀音時﹐‘杯(漢言) ’的CZ區就開始工作﹐並搜索出輔音/b/和元音/ei/來拼出‘杯’的讀音﹐然后再指使聯系發聲器官的CZ區﹐調用不同的肌肉部分拼讀出‘杯’的漢語發音。如果大腦接收到一個讀音﹐CN區就以相反動作﹐把讀音分解成元輔音再作儲存。至於有關大腦處理圖像信息的形式和具體過程﹐本書在下一篇中將有詳細講述﹐因為本文以論述語言和文字為主﹐所以現在請看以下一節。

從語言到文字﹕

當初人類為了交談的需要而發展出口語作為溝通的工具。之后口語不僅勝任了作為交談的工具﹐同時也開發了思維能力而成為了思維工具。人類的口語發展定形后﹐我們的祖先又感到有需要把語言記錄下來﹐這樣既可以讓同時代的人讀到這些信息﹐還可以留傳給下一代人﹐於是就是把要表達的信息或是要說的話長時間的保留下來。在最初的時候﹐人類嘗試在媒體上(如石頭﹐木頭)以作畫的形式來表達信息﹐之后受到語言交流的啟發﹐又曾經為融合語言與繪畫而作出過努力。本文跨過了文字的發展過程而直接進入文字時代﹐有關文字的發展史請參看下一篇。現在﹐首先讓我們來比較一下語言和文字的形式﹕

除了需要實時作信息交流或者在缺乏媒體作記錄的情況下﹐文字在功能上都勝過語言﹐特別在信息的傳達有超越時空的需要時﹐文字也就成為了唯一的選擇。可見文字相對於語言﹐絕對不等於口語相對於手語﹐在后者的比較裡﹐由於使用上的便利﹐口語完全壓止了手語的發展﹐但在前者的比較中﹐文字與口語卻互有補足﹐功能各異。因此﹐文字就在這樣的需求下誕生了﹐並且與口語共存至今。當初因為人類有交流上的需要而發展出口語語言﹐同時口語卻‘意外’地開發了大腦的思維能力﹐從來又因為有保留記錄思想與信息的需要而發明了文字符號﹐這一次又進一步開發了大腦﹐請看下圖﹕

(注﹕‘山(文) ’ 表示大腦通過文字認識的概念。) 由上圖可見﹐在原有的圖像與語言概念之外﹐有部份的大腦細胞用作記錄文字信息﹐從而進一步開發了大腦﹐大腦內的細胞網絡再次得到擴大。從本圖指出關於文字對思維的影響﹐以上隻是其中的一點而已﹐更重要的是文字后來所帶來的‘副作用’(留待本書后部論述) ﹐奠定了文字符號成為了思維最有效和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在沒有書寫文字的情況下﹐大腦隻能運用大腦細胞所儲存的圖像概念﹑語言概念(動詞﹐名詞等) ﹑語法和組詞法則的邏輯能力作為思維工具來思考﹐這基本上是以一種上文提到過的‘內部說話’ 的方式來進行。除此﹐我們還可以把自已的分析結論告之他人﹐讓他們以你的結論作為基礎﹐再繼續‘接力’ 思考﹐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思維的能力。如果大腦以語言概念作為思維工具的話﹐這個思維過程將會以‘內部說話’ 的形式出現。因此正如上表所提到的﹐語言聲音的滯留時間十分之短﹐而且語音對大腦造成的信息‘印象’ 也不深刻﹐上一個語音將會被下一個覆蓋(語音的‘印象’在這時也可能被覆蓋了) ﹐就算沒有下一個語音的情況﹐這個語音因為它有聲音消逝的本質﹐所以滯留時間也有限﹐這就是我們日常說話的經驗。基於語音‘印象’ 具有消逝和被覆蓋的本質﹐當我們想增強對閱讀文章的記憶﹐或者加強以‘內部說話’ 的方式來思考時﹐大部份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會採取大聲朗讀同時自我聆聽的方式﹐它的功效可由下圖作解釋﹕

(假設在大腦中要進行可分三部的推導時﹐如由X至Y再到Z﹐以符號表示為﹕X—>Y—>Z)

可見通過聽覺神經對大腦細胞以聽入方式作再反饋﹐可以再加強大腦細胞中的語音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延長了滯留時間﹐我們也可以從以下經驗﹐驗証到‘內部說話’是以語音概念作為主要思維工具的正確性。例如我們觀察一下3-5歲的小孩﹐當他們在玩一些要求思維活動的游戲時﹐如‘拼圖’ ﹐我們會發現他們往往在‘自言自語’(Egocentric Speech/Self-directed Speech) 地說﹐‘這個紅色的﹐那個應放在這﹐還要一個藍色的…’等語句﹐這些就是他們大腦思維活動的反映﹐這些‘自言自語’ 的方式也會發生在成年人身上﹐但顯然是較少的。除了成年人在進行一些如‘計算’ 一類較復雜的思維活動外﹐我們很少‘聽’到成年人在‘思考’ 。這是因為從嬰孩時期開始﹐我們的思維活動從我們學會的‘語言’ 開始﹐並使用它作為工具來思考﹐但是隨著年齡增長﹐大腦思維能力的提高﹐我們有能力把這種‘自言自語’ 的方式完全‘無聲化’ ﹐就是不再需要說出我們整個思維的過程﹐隻要把它放置在‘潛意識’ 中運行就可以。所以﹐越是能較早學會運用語言的小孩﹐就可以越早開發大腦的思維能力。因此﹐那些所謂‘口齒伶俐’ 的小孩往往顯示出‘早熟’的聰明

話又說回來﹐在‘自言自語’ 的思維中﹐正如以上提到語音概念有較短停滯時間這方面的不足之處﹐這種不足會給大腦對實現長時間﹑多步驟的復雜思考帶來困難(雖然大腦可以把‘內部說話’的暫時性結論儲存起來﹐再開展下一段的‘內部說話’﹐ 正如以‘接力’的方式來思考一樣﹐從而延長了思考過程﹐但畢竟大腦對回憶之前‘ 內部說話’ 中的准確內容存在著一定難度﹐正如聆聽別人說話一樣﹐我們也很難把對方的所有說話都一字不漏的記憶下來。) 。作為單個的個體﹐對操作長時間 ‘內部說話’這種思考方式的確有一定難度﹐這樣的思考過程也就不能迅速有效的得到一個最終的思考結果。有鑒於此﹐人類較喜觀以雙人或多人的方式進行交談﹐討論甚至以辯論的方式來‘思考’ ﹐其實這就是一個以論點的反復交換方式來完成‘接力’ 式的思維過程。尤其是辯論或討論﹐如下圖所示﹐在第一種情況裡﹐對於同樣的步驟﹐大腦可通過‘集思廣益’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之內得到結論C﹔在情況二裡﹐大腦可通過這種討論或辯論的交流方式﹐可能有機會得到在單個大腦思考的條件下無法得到的結論C’。由此可見﹐以討論﹑交談或辯論的方式開展思考就可以提高大腦的思考效率和質量﹐所以西方人從古希臘人開始已經懂得利用這種方法(這也與西方人的思維模式為‘聽覺思維’ 有關﹐本書將有詳細論述)﹐這樣就可以明白到為什麼他們特別提倡這種輔助性的思考方法了。

情況一

情況二

(注﹕圖中的‘虛線’ 線箭頭表示推導(推理)過程﹐箭頭前為‘條件’ ﹐箭頭所指為‘結論’。) 在文字符號出現之后﹐語言思考的不足得到了文字方式的補救﹐這樣就為更復雜的大腦思維過程提供了客觀的條件。

故此﹐如果我們以文字符號作為工具來思考的話﹐對於同樣的推導﹐概念信息就不存在消失的可能性﹐因為思維的過程不僅可以在媒體(書面)上進行﹐而且媒體上的文字可以通過視覺對大腦中相對應的概念作無限次反饋﹐這樣就杜絕了大腦遺忘信息的可能﹐除非我們沒有把這項信息寫下來﹐隻要用文字表記了﹐就可以讓大腦作無限次的閱讀。如下圖﹕

有了對大腦細胞作無限次信息反饋這種可能性為后盾后﹐於是大腦可以在任何時間內復查在文字篇幅中的任何一個字眼。因此﹐大腦的思維能力就得到了質的提高。以上所提的好處可以裨益個人﹐這是在‘微觀’ 方面的情況。如果在‘宏觀’ 即群體方面﹐在結合人類歷史的情況下﹐文字這種令信息除了具有可跨超時空的保留性外﹐還可以令到思維活動從個人的范圍中擴展開來﹐而讓思維活動演變成為一種打破地域和時間界限的集體活動。當更多人以同樣的文字工具進行思維活動時﹐這種工具將更臻完善﹐令改良后的思維工具更有利於將來的思維活動﹐如同英文的進化和數學符號的演進一樣(本書將作詳解)。再者﹐就算以不同的文字進行思維﹐但是不同文字所指向的概念也有共通性﹐人類的思維活動也就可以對每一個個體開放﹐讓個體獲得了參與的機會(如下圖)。如同人類的哲學和科學成就﹐其中也就不能缺少人類的集體參與。我們在書本上學習到的知識也是全人類的成果﹐個人的認識范圍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唯有文字令到以上的一切成為可能。

本文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語言文字的出現﹐不僅能夠滿足到作為初衷的溝通要求﹐而且最重要的是發展了大腦的思維能力﹐因為在沒有語言文字產生之前﹐大腦中除了從視覺和觸覺器官那裡被動接收而來的‘印象’外就是‘一片空白’﹐而隻有在產生了語言和文字后﹐大腦細胞的信息儲存和聯系才被大規模的開發起來﹐語言文字也就成為了思維的主要工具﹐其實也是‘唯一’ 的思維工具﹐現在﹐這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共識了。在語言與文字兩者間﹐后者的文字在信息的記錄上遠遠優於前者﹐作為思維的工具也就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這不得不令思維操作更依賴於文字而非語言﹐文字模式直接影響到思維的發展形態。所以﹐作為了解思維模式的目的﹐了解文字就成為了認知思維模式的最主要途徑。人類‘三思而后行’ ﹐思維完全指使了人類的行為﹐人類的行為隻是思維活動的結果。而在一個區域內所有人的行為累加在一起﹐也就形成局部的人類文明。因此﹐要研究某個社會文明的產生過程﹐還有這個社會的行為模式﹐我們就必須要首先了解這個社會中有關人的思維模式(思維方法和思維傾向) ﹐要了解思維模式就必須從思維的工具—語言文字開始了。工具的使用能令到人的行為出現模式化或傾向性﹐在以下的兩個例子中﹐第一個是真實的個案﹐而第二個是一個‘比喻’ 的方式﹐它們都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到﹐使用的工具可以如何影響到個人和社會的行為模式﹐其中影響的程度又有多大﹐請讀者思考一下﹐本章也以此作結。

西方人和東方人對吃魚和牛肉的模式

眾所周知﹐中國人的進食餐具是筷子﹐而西方人是刀叉。對吃魚這件工作來說﹐筷子就顯得比較靈活﹐不但可以夾起細小的魚肉﹐還可以挑出魚骨刺﹐但西方人的刀叉也就較難勝任了。所以西方的菜式中也極少看到有東方人愛吃的蒸全魚(意大利菜也有一些) ﹐他們則較喜觀吃魚肉塊﹐因為裡面沒有骨刺。相反﹐東方人也沒有牛排這種西方人的日常菜式﹐而隻有像牛肉片這種較小塊的牛肉﹐更沒有吃半生熟牛肉的習慣。因為隻有用刀叉才方便在進餐時切割大塊的牛排﹐而隻有用整塊牛排來加熱才容易造出這種外熟內生的效果﹐而且如果不是這樣半生熟的吃﹐整塊牛肉也因為過火而變硬﹐這樣就很難吃了。所以﹐西方也就形成了這種吃半生牛肉的習慣﹐中國人就較難接受這種吃法﹐中國人還是較喜觀吃蒸全魚。可見﹐這就是工具在功能上的差異而造成了不同的飲食習慣(模式)。

以小斧和電鋸伐木的模式

假設兩個伐木工人﹐一個隻有一把小斧﹐但另一個卻有一把電鋸。這把小斧和電鋸都分別是他們唯一的砍伐工具﹐雖然使用小斧也可以砍下粗大的樹干﹐隻不過時間要長多了﹐可能需時半天或更長。但我們可以想象到用小斧的工人隻會花較短的時間去伐些小的樹木而非大樹﹐因為小樹的木材也有特別的用途﹐也可以賣錢維持生計﹐所以他會傾向花時間來伐更多的小樹而非大樹。相反﹐擁有電鋸的工人就會去伐大樹﹐盡管他也可以砍小樹﹐但是電鋸伐大樹也就再適合不過﹐工作成績也更顯著。可見﹐工具在功能上的差別自然主導了他們的行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