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綜復雜的隱形關系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象化思維’ 以個人為單位﹐可以建立起多少種‘互屬性’ 。‘象化思維’ 的個人可以通過以下的人際關系加強或建立起的‘互屬性’ 有﹕

  • 血親關系
  • 姻親關系
  • 師生關系
  • 同學關系
  • 鄰裡關系
  • 朋友關系
  • 同鄉關系(鄉誼)
  • 同事關系(包括上下級關系)
  • 雇佣關系
  • 利益授受關系

以上的人際關系也存在著時代性和地域性﹐就是這些關系會隨著時代和地域的變遷﹐在重視程度上有所增減﹐還有關系的內容也有所改變。例如在昔日﹐因為居住環境與現在的不一樣﹐鄰裡關系就顯得較現代重要﹐還有農村地區的鄰裡意識也比較強﹐同鄉的意識在農村和傳統社會中﹐要比現在和城市地區重視很多。在昔日﹐師生的關系除了出自教學雙方的關系外﹐還有在科場考試中﹐主考官與考生之間的關系﹐同學關系也增加了同年科考中在考生之間的關系這一層意義﹐而朋友關系在昔日還有一種結拜的異姓兄弟與今天純粹的哥們關系也有不一樣的地方﹐那個雇佣關系在清代﹐也包括了奴隸主與包衣奴才之間的關系﹐添加了一層人身依附的方式。這樣﹐假設以上的所有關系都集於一個人身上﹐而且此人又在這些關系上加強和建立起人際關系的‘互屬性’﹐這樣﹐‘象化思維’ 就可以擁有如下這麼多的‘互屬性’了﹕

在其中的‘利益授受’關系中﹐ 除了在平時朋友與親戚交往中﹐那種習以為常的請客送禮外﹐還有一種如上文論述過的‘非交際式’的‘利益授受’ ﹐我們在下面部份﹐再總結一下它們的種類﹕

目的/要求
樂意的(有選擇余的) 沒有‘明確’ 的‘目的’
對象:
  • ‘我’ 是核心對象。
  • ‘我’ 不是核心對象﹐隻是與‘核心’ 對象有‘互屬性’ 關系。
有‘明確’ 的‘目的’
對象:
  • ‘我’ 是核心對象。
  • ‘我’ 不是核心對象﹐隻是與‘核心’ 對象有‘互屬性’ 關系。
非情願性(沒有選擇余地的) 有‘明確’ 的‘(兌現) 要求’
對象:
‘互屬性’ 關系是自然被動的情況下建立的﹐如‘血親’ 與‘姻親’ 關系或‘同鄉關系’ ﹐另一種情況是﹐‘利益授受’ 的當時並沒有提出任何‘目的’或已另立名目﹐‘我’ 是‘目的’ 的核心對象。

沒有‘明確’ 的‘(兌現) 要求’
對象:
以上有關‘對象’ 的情況也適用於此列。就算在他人沒有‘明確’要求加固‘互屬性’的情況下﹐‘我’也會怕因為自己沒有主動加固‘互屬性’ 而在事后遭到別人的批評與非議﹐最后隻有‘非情願’ 和主動加固起‘互屬性’ 來。。

‘利益授受’ 是一種完全主動開發‘互屬性’ 的方式﹐完全可以不受時間與地域限制﹐‘血親關系’ 是自然的人倫關系﹐不可改變﹐也就是不可能想有就有。但是‘象化思維’ 也想出了以‘賜姓’ 與‘上契’ 的方式來建立這種‘血親’ 的家人關系﹐‘上契’ 就是認‘干爹’﹑ ‘干媽’﹐還有‘拜把(結拜)’ 認‘異姓兄弟’的方法來打破這種‘血緣’ 天閘﹐也就是人造‘血親關系’ 。但在‘量化思維’ 的社會中﹐卻朝著相反的方面發展。在現代西方社會中﹐除了是父母和祖父母還保留以稱謂相稱外﹐兄弟姐妹也就一定直呼名字﹐配偶的父母也是以名字相稱﹐當成年之后﹐也往往以名字稱呼自己的叔伯姑姨等長輩﹐對繼父母也以名字直呼﹐可見這是完全回異的思維模式。同樣道理﹐建立‘師生關系’ 與‘同學關系’ 理應需要時間進學校讀書才可以實現﹐不過‘象化思維’ 認為主考了一場考試的考官﹐而且考官也改了考生的試卷﹐這樣考官考生之就如同‘師生’ 一樣﹐同場或隻是同年考試的考生也可作為‘同學(同年/年誼) 關系’ 而論。但是以上‘互屬性’的建立方式﹐總也需要花些時間來辦個‘上契’ 或‘拜把’儀式﹐或者需要花時間交流一下感情﹐也需要到讀書趕考這些條件作為前提﹐因此在人的一生中就不會出現太多這樣的機會﹐所以這些‘互屬性’ 的數量是有限的。唯一不受時間限制的就是‘利益授受’ 的方法﹐隻要有‘錢’ 或‘方法’ ﹐把‘利益’ 押到哪裡﹐哪裡就與你發生‘互屬性’關系 ﹐手腳密一點﹐多押就多建立‘關系’﹐重押就更加穩固﹐總之就是多勞多得﹐十分有效。因此﹐‘利益授受’ 的方式就成為了建立‘互屬性’關系的首選手法。所以﹐綜合以上所有的關系﹐在‘象化思維’ 的人群中就可以出現如下蜘蛛網布的‘互屬性’關系 ﹕

上圖的‘藍線’ 表示‘人’ 與‘人’ 之間的‘互屬性’ 。可見﹐在‘象化思維’ 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是錯綜復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個‘關系’ 是‘互屬性’ 的關系﹐‘互屬性’ 是‘象化概念’ 的邏輯關系﹐所以隻存在於‘象化思維’ 中﹐這種關系的確認隻有依賴‘象化思維’ 而存在﹐離開了就沒有任何的意義﹐‘互屬性’ 不存在於有形的條文上﹑合約文件中﹐隻在思維意識之內﹐所以它們是‘隱形’ 的關系﹐不能通過視覺來觀察﹐不能在文字中發現﹐唯一隻能用‘象化思維’ 的‘心眼’ 去看去理解。從上圖中﹐我們以有形的‘藍線’ 指示出這種‘不可見’ 的關系﹐但是在現實生活裡﹐它們隻有用‘象化思維’ 來理解﹐而且這種關系也隻存在於‘當事人’ 的意識內﹐誰與誰有‘互屬性’關系﹐誰吃過誰的飯﹐誰原來與誰是同學或朋友﹐這也隻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他們之間的‘互屬性’ 深淺也隻有他們自己才明白。所以﹐這種關系就更加隱形而不可見。因此在實際生活中﹐在外人眼中﹐所見到的人際關系不是上圖所示的﹐而是如下圖這樣﹕

這是完全‘隱形’的‘互屬性’ ﹐這是一幅沒有‘象化思維’ 的人所看到的畫面。如果你也是‘象化思維’ 中的一員﹐初次接觸這個社會或團體﹐你看到的畫面也是這樣﹐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你對裡面的個體熟悉度的加深﹐你可能可以慢慢看出其中的一些‘互屬性’﹐但是也有可能永遠也看不齊全。因為很多的關系隻有‘當時人’ ﹐也就是‘互屬性’ 的雙方自己才知道的﹐不到最緊急的關頭﹐他們也不會把這段‘關系’ 抖出來作自保或者爭取更多利益﹐要到了這個時候﹐你才可以發現這段不為人知的‘互屬性’關系 ﹐又或者某人向你提出了連你自己也不知的‘互屬性’ ﹐並且同時向你提出了某些可以加強這段‘互屬性’ 的要求﹐那時候你才發現‘互屬性’已經成為了一個埋藏在地底下的‘定時炸彈’ 了 。

讀者看到上面那張布滿藍線的圖例時﹐可能也覺得‘象化思維’ 的‘互屬性’ 關系真是復雜得令人頭痛。的確‘互屬性’關系可以是十分復雜的﹐而且‘互屬性’ 並非從一開始建立就可以跟隨人的一生﹐尤其是以利益授受建立起的‘互屬性’ ﹐這是需要不斷加固來保養的‘關系’﹐就算是朋友關系﹐也需要有空串串門或者出來喝茶吃飯聯絡感情。既然‘互屬性’關系因為數量的增加和現有‘互屬性’ 也需要保養維護而變得復雜﹐所以‘互屬性’關系也就有了管理的必要性﹐也需要為‘互屬性’關系定下‘規章制度’ ﹐以‘制度化’ 的形式來管理。‘互屬性’ 是‘象化思維’ 的產物﹐而且又因為‘象化思維’ 而壯大發展﹐當壯大發展后就催生出了‘象化思維’ 另一個獨特產物‘陋規’ 。‘陋規’ 是世界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規則制度’ ﹐說得實在一點是管理‘請客送禮’ ﹑‘賄賂’ 行為的‘規則’ ﹐這個‘陋規’ 的‘陋’ 就是‘見不得光﹐不可告人’ 的意思﹐這符合‘象化思維’ 的‘互屬性’ 關系﹐它也是不落於文字﹐隻存在於‘思維意識’ 的層面﹐但是這已經成為了公開的秘密。‘陋規’ 中的‘規’ 就是管理規則﹐所以‘陋規’ 也被稱之為‘潛規則’。

在上文所提到在官場上的利益授受現象﹐都是按‘規章’ 辦事的周期性動作﹐心照而不宣﹐例如有地方官對‘京官’ 的‘冰敬﹑碳敬﹑別敬’ ﹐對過路欽差的‘欽差費’ ﹐對‘地方長官’ 的‘三節兩壽’ 和其‘周圍人等’ 的‘打點’ —門敬﹑跟敬等﹐這些都是規定的動作﹐其中也有‘三規’ ﹐第一規定了對象﹐隻要你能坐上那個官位﹐你就可以像拿‘薪俸’ 一樣的收受﹔第二規定了時間﹐‘冰敬’ 在夏天﹑‘碳敬’ 在‘冬天’ ﹐‘別敬’ 發生在京官離京時﹐‘三節兩壽’ 更是對時間的規定﹔第三也規定了一定‘數額’ ﹐上年給了多少﹐今年也就不能少給﹐每一個官衙裡的筆記都會有一本這樣的名冊﹐上面記錄了以往孝敬的對象和孝敬過的金額﹐這樣今年按著這個‘記錄’ 來照辦﹐沒有按‘記錄’ 辦事就是‘違規’ 行為﹐得罪了別人士途可就會暗淡收場﹐所以下一任官就必須從上一任手中買下這本記錄﹐這是一種自保的做法。如果從約定俗成的角度看‘陋規’ ﹐辦公事之前要打點與事情有關的人﹐與官府打交道例如脫罪等﹐也非要‘送禮打點’ 不可﹐這也是廣義的‘陋規’ 。這些規條雖然有些人名或金額上的記錄﹐但這決不是明文的規章﹐一切的行為來自‘心照不宣’ 。因為‘象化思維’ 對‘互屬性’ 的操作隻發生在思維層面﹐完全不需要‘文字符號’ 的幫助﹐所以‘互屬性’ 的管理也無從以‘量化’的條文為依據﹐這是‘陋規’ 不見於‘文字’ 的主要原因﹐再加上這不是‘明例’ 而是‘陋規’ ﹐不可告人﹐落下文字也會成為他人要挾追究的把柄。作為公開法律的‘明例’ 是較為‘量化’ 的概念與邏輯﹐因此‘象化思維’ 在面對‘象化概念’ 與‘量化概念’ 之時﹐自然傾向於以‘人’﹑‘互屬性’ 與‘陋規’ 的方式來解決立身處世的問題﹐就算‘陋規’ 沒有‘明例’ 的法律保障﹐甚至與法律是對著干的﹐因為行為受到‘象化思維’ 模式的約束﹐所以在立身處世的行為上也要傾向於前者, 如下:

如果﹐在一個團體乃至國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如此的復雜 ﹐人際關系可以編織成一幅無形的網絡﹐而其中的‘網線’ 就是一條條的人際‘互屬性’ ﹐這些‘互屬性’ 在思維層面上影響著個人的判斷標准﹐也就是‘象化思維’ 的個人行為不是以團體內的法規為唯一的行為准則﹐反而‘互屬性’ 的作用往往成為了行為的基礎﹐這就造成了‘假公濟私’ 和‘以法徇情’ 的普遍現象。而且當作為團體政策的制定者企圖扭轉這種情況時﹐也變得無從入手﹐不得其法﹐因為這‘互屬性’ 是無形的﹐是隻存在於思維層面的東西﹐那就隻有本人才真正知道‘互屬性’ 的走向。這種的‘互屬性’ 就是滿人統治者稱為漢人的‘腐敗’ ﹐它對於統治者的權力﹑執法力和行政的貫徹力度能夠起到‘瓦解’ 的作用。以下圖說明﹐由上而下的‘政策’ 在穿過‘行政官員(下圖中的‘人’) ’的‘人網’ 后﹐出來的也隻有大打折扣的政策﹐還有最差的情況是政策已被扭曲或者已經消散得無影無蹤 , 如下:

由此﹐我們就可以明白到在歷史上﹐當發生了大事件﹐國家機器需要對此作出反應的時候﹐國家機器中的政策﹐就在這種‘互屬性’下被瓦解了﹐上面的命令也就永遠不能下達貫徹到底。所以當外敵入侵之際﹐國人就如‘一盤散沙’ ﹐不能在行政指令下團結起來﹐做出保護國家的反應。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因為重視‘互屬性’ 而多於政治觀點﹐所以黨爭不絕﹐繼北宋的‘新舊黨爭’ (‘新黨’以南方人為主﹐‘舊黨’以北方人結黨﹐而且舊黨也因地緣分為‘洛﹑蜀﹑朔’ 三派)﹐唐代‘牛李黨爭’(以牛僧孺和李宗閔為首的寒族官僚﹐與李德裕為首的世族官僚﹐兩大集團各自結黨﹐互相傾軋)再到明末的‘東林黨爭’(‘東林’之名來自‘東林書院’)﹐其實在這些黨爭的‘黨徒’ 中﹐並非每一個都為政治觀點而爭﹐更多的隻是‘團結’在‘年誼’ ﹑‘同學’ ﹑‘師生’ ﹑‘門第’或‘鄉誼(地域)’等‘互屬性’ 關系下結黨而爭。直至現代的中國官場﹐我們還聽到以地域組成的政治集團﹐如‘上海幫’ 或‘廣東幫’ 等。又自從北宋開始﹐除了明代的二百多年﹐部份或整個的中國版圖也在長時間內處於人口佔少數的外族統治之下﹐滿清全族雖然全民皆兵﹐也隻不過是十萬八旗子弟﹐但是明代人口就有六千萬之多﹐最后也要在反抗無力下全部陷落。到了清代﹐北洋大臣李鴻章也在‘甲午戰敗’ 后承認﹐所謂的‘北洋水師’ 甚至‘洋務運動’ 也隻是‘紙糊的老虎’ 而已﹐國家政策就是這樣的圖有虛名﹐‘百日維新’ 中的政策也一樣沒人理會(除了湖南一省﹐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最積極)﹐無人跟從。之后在民初時期﹐什麼的‘民國議會’ 也隻是一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政客而已。不用說日軍與國軍在軍事行政上的差別﹐就以國共內戰來看﹐蔣介石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拜把’ 的‘互屬性’ 上﹐根據蔣介石與國軍將領們的‘互屬性’ 程度﹐國軍也被分為‘嫡系’ 與‘旁系’ 的不同等級﹐試問這樣的軍隊能打勝仗嗎﹖

相反﹐在現代日本的黨派競爭中﹐就出現了與此完全不一樣的形式。例如自民黨在競選黨魁時﹐自民黨中按政見各異而組成的派別進行互相的競爭﹐派別之間的成員所持的觀點立場涇渭分明 ﹐敵我界線清晰﹐大家隻因政見而劃分﹐也隻為政見而爭﹐其中再沒有其它不明朗的關系。一旦在黨魁確定當選后﹐各派也就馬上由分轉為合﹐團結在自民黨的統一綱領下一致對外。同樣對於‘量化思維’ 的英國人﹐英國政客自古崇尚‘騎士精神’的光明磊落。所以古代的英國貴族﹐他們喜觀以最光明正大的方式來解決個人間的糾爭﹐這就是‘決斗’ ﹐發展到后來的政客也把政見與個人私交劃分開來﹐私交不會影響到政見﹐隻有這樣的政治作風才能發展出有效的行政系統。但是現在我們知道﹐‘象化思維’ 模式在社會人際上的‘互屬性’卻是與此大相徑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