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

笔者将在以下部份列出罗马法中一些对现今法律有影响的观点﹐然后指出‘量化思维’ 模式在这些法律观点背后的作用﹐说明它们与‘量化思维’ 操作的关系﹕ 法庭程序﹕

  • 每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皆为平等﹐被告在成为被告之前必须清楚明白自己所被告的‘罪名’ 。
  • 在法庭上被告有权自辩﹐或者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动用公款出资为被告作辩护。被告应被假定为‘无罪’ ﹐罪名成立的证据应来自原告﹐证明被告有罪是原告的责任 。
  • 被告的‘犯罪动机’ 对能否定罪十分重要。
  • 智力或精神有缺陷者不应对所犯罪行负责。
  • 法庭严格执行聆讯程序﹐对以下的程序细项也有具体规则﹐如﹕ 原告首先起诉﹑被告作最后结案陈词的程序﹑证据和证词(伪证) ﹑陪审团﹑如何定罪的标准﹐案件最后必须审定为以下三种其中一种的情况﹕罪名成立﹑不成立或不可被证明(不可证明的案件在重新聆讯时被视为新案件) 。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量化思维’ 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系统﹐对它作出‘量化分解’ 后﹐个人就成为其中不可再分的‘量化概念’ 。作为‘量化概念’ ﹐它对社会有机体的意义是一个‘有机个体’ ﹐以‘有机个体’的概念来看﹐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差别﹐所以在法律面前‘人人为平等’。作为‘被告’﹐ 对本身被控告罪行的意识﹐就是法庭对‘案件’ 作重新认知的开始。‘案件’ 现在对法庭与双方都成为一个认知对象﹐视之为‘主体’﹐相对于过去已发生的‘案件’ ﹐这是一个共同认知的问题。因为与问题有关的‘案件’ 已发生在过去并且已完成﹐时间不可倒流﹐所以﹐‘量化思维’ 对‘主体’ 的认知就从现在作为‘客体’ 的问题开始﹐控辩双方就以控方提交‘证据’ 与被告作‘辩护’ 的方式共同认知这个问题。而法庭的环境与法庭环境下的诉讼过程对问题中各个‘量化概念’ 与元素都提供到‘确定性’ ﹐这些‘量化概念’ 和元素将会是证据﹑证人的证词与原告被告的供词等﹐只有在这样的法庭环境下才具有法律效力﹐在‘量化思维’ 下就是‘确定性’ 的表示方式。

基于‘量化思维’ 中‘主客体分离’ 的认知模式﹐整个对‘主体案件’ 的认知重心和过程就转移发生在对现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对‘案件(主体)’的了解然后再下的‘判决’ 所体现出的‘正义’ ﹐现在就表现在对认识‘问题(客体)’的‘程序’ 中﹐因此‘正义’ 来自‘程序’ —也就是在具有‘确定性’ 的环境下的认知过程﹐所以称之为‘程序正义’ 。

‘量化思维’ 把‘案件(主体)’ 作为对象﹐对它进行‘量化分解’ 后再构成‘问题(客体)’ 的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几个不可分割的‘量化概念’﹕动机﹑时间﹑地点与手段(手段包括了作案所用的工具﹑方式与其它同谋者) ﹐当所有的‘量化概念’ 都证明是成立的时候﹐这些‘量化概念’ 就可以组合并重新构筑起案件的经过而成为认知问题的结论﹐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的罪名才能成立﹐这种过程也就是‘量化思维’ 操作模式中的‘演绎逻辑’, 如下图:

而其中的‘动机’是犯罪的主要元素﹐成为犯罪行为的起源。因为一般人都视犯罪为畏途﹐都会畏惧法律的惩罚﹐而犯罪的‘动机’ 却是令到罪犯能够逾越这种心理障碍﹐进而成为违法行为的动力﹐这一点就成为‘犯罪’ 发生的关键因素。故此﹐‘动机’对确定罪名成立与否就变得至关重要﹐而且犯罪动机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谋杀’ 与‘误杀’﹐ 这样对‘案件’ 的认知才能做到更准确的程度﹐对‘罪犯’ 也更公平。‘动机’无疑是一种思维操作后的结果﹐但是如果某人的精神或智力不健全的话﹐此人的犯罪‘动机’ 就不再是思维操作后的‘合理’结果﹐因此这种不健全的所谓‘动机’ 就不能为案件的‘量化概念’ ﹐所以就算在其它‘量化概念’ 皆成立的情况下﹐智力或精神有缺陷的被告也不能对其行为负有法律责任。可见﹐罗马人根据‘量化思维’ 模式得到了以上的结论。

有关法庭程序与‘证据’ 对诉讼结论的推导作用﹐我们可通过下图来说明问题﹕

由上图可见﹐法庭程序的功能﹐就是让法庭环境与程序为其中的证据提供‘确定性’ ﹐只有具‘确定性’ 的证据才有法律效力(对思维操作来说﹐就是思维效力) ﹐这样才可以成为演绎逻辑的‘大小前提’ ﹐推理出最后的结论。只有符合了以上条件后﹐‘证据’ 才可以成为推导出诉讼结论中的‘量化概念’ 或‘量化逻辑点’ ﹐而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所得到的结论﹐才能符合‘量化思维’的思维模式﹐这样才可能获得‘量化思维’的认可。假如﹐其中有一环的逻辑操作并没有导致唯一的结论﹐这就造成了所谓的‘疑点’ ﹐说明如下﹕

‘疑点’ 说明了‘案件’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也就是说最后所得到的‘结论’ 在‘演绎法则’下不再是唯一的结论﹐或者得到多于一个的‘结论’ ﹐这说明法庭中的‘被告’ 可能没有做出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在现代的定罪原则下﹐‘疑点利益’ 按情况而定﹐将归于‘被告’ 。

从以上的图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时代开始﹐西方的法律原则按着‘量化思维’ 的思维模式来制定﹐这是‘量化思维’ 的产物之一。除此﹐罗马法中也产生出‘家庭法’ 的分支﹐其中涉及到婚姻﹑离婚﹑收养与私生子等的权利与责任﹐这也是把各种人际间系按之间的功能性作出全面的‘量化分解’ ﹐然后再具体确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在此之外﹐还有‘公司法’ ﹐公司法赋予公司拥有物业的权利﹑被诉讼与诉讼的权利等﹐这些原则保留到现代的相应法律条文中﹐成为为现代法律的基础。笔者在此也不再一一赘述﹐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考有关书藉。

因为‘象化思维’ 与‘量化思维’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象到‘量化思维’ 的法庭原则不可能出现在‘象化思维’ 的法律原则中﹐这个结论与事实一致。在中国传统的诉讼中﹐没有法庭与审讯之间的分别﹐也没有以上所讲的‘人人平等’ 的原则﹐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取自儒家式的人伦观念﹐体现的是上下尊卑。在一国之内﹐伤害皇上或皇族的罪名最大﹐士大夫等官员阶层次之﹔在一家之内﹐父加于子的罪要比子伤害父的罪要小﹐有时官员在明知冤枉的情况下﹐宁把罪加在子身上也不加在父身上﹐兄弟和夫妇也是一样。总的来说﹐就是在伦理上较尊的一方伤害较卑的一方时﹐罪名要比卑者伤害尊者小。官府若要冤枉无辜者时﹐宁屈卑者也不屈尊者。还有被视之为罪大至极的罪行如‘十恶罪’ ﹐这‘十恶罪’ 最早见于《齐律》﹐被称为‘重罪十条’﹐后来到了隋唐时代就正式出现‘十恶不赦’ 的说法﹐这‘十恶罪’ 一直延用至明清时代。在下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罪行中十条有七条都是违反长幼伦常的行为﹐体现出以国家立法的手段来维护社会伦常秩序的目的。

十恶罪行与‘伦常尊卑’ 有关
一、谋反。指的是以各种手段企图推翻政权,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二、谋大逆。指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是﹐‘君’ 为‘五伦’ 之首。
三、谋叛。指叛国罪。这与谋反有明显的不同,‘谋叛’是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
四、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是﹐这条把‘父母尊长’ 与其它人分开﹐打杀尊长的罪名更大。
五、不道。杀不应该处死的人﹐三人以上﹐以及肢解人体。
六、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是﹐‘君’ 为‘五伦’ 之首。
七、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是﹐这是‘不孝’
八、不睦。欧打、控告丈夫和大功以上的尊长以及小功尊属。是﹐夫妇和尊长都在‘五伦’之中。
九、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丈夫死后不举哀并作乐改嫁等。是﹐夫妇为‘五伦’ 之一, 地方首长被视作 ‘父母官’。
十、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是﹐这是‘乱伦’

发生这种现象除了是缺乏‘量化思维’ 的思维模式外﹐也反映了‘象化思维’ 在统治上的‘布象’目的(有关治国的‘布象’﹐请参看专章)。因为没有‘量化思维’ 的思维模式﹐所以动机﹑证据和法庭程序对‘象化思维’ 来说﹐都不是构成‘犯罪’ 行为的关键元素﹐导致传统诉讼只注重实体而非诉讼的过程。‘正义’ 的原则主要来自‘法官’的决定﹐而不是体现在‘程序’ 的执行上﹐而后者就是西方‘程序正义’ 的观点。再者﹐‘象化思维’ 社会也没有发展出作为‘量化分解’结果的‘三权分立’体制。传统的法官也同时身兼侦探的身份﹐法庭聆讯也往往与审问逼供同时进行。因为﹐没有动机﹑证据﹑法庭程序和演绎逻辑作为定罪的重要考虑因素。所以﹐传统的审讯定罪就主要建立在被告的‘口供’上。《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可见﹐被告在任何的情况下﹐哪怕是‘刑求’ 的结果﹐只要签了‘服辩文状’ 承认罪名﹐案件就算审结。因为被告与证人的‘口供’ 对断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从传统的审讯方式就发展出‘五听’ 技巧。

这‘五听’ 就是‘辞听﹑色听﹑耳听﹑气听﹑目听’ ﹐具体来说这是一种在审讯时﹐通过对被告人在‘公堂(也是‘法庭’) ’上的的对答表现﹐从被告辞令的内容中看是否合符逻辑﹐内容合理与否﹐再观察其脸色﹐看有否流汗面红﹐听他说话的声线有否稳定﹐呼吸气息是否平和和眼神是否坚定等﹐从以上各方面观察所得﹐归纳出其属性来判断被告是否与案件有关﹐交代的口供是否可信等﹐一旦不可信就可以动刑逼供。《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尤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不具备客观标准的判断方式﹐就是基于‘象化思维’ 对被告外部表现如脸色声线作出的‘取象类比’和之后所得的类比属性作为结论。但是这些‘属性’ 都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例如声线的高低﹐脸红的程度或流汗的情况等(但西方人发明的‘测谎机’ 却是‘量化’ 认知后的结果)﹐可见整个操作过程完全是‘象化思维’ 的模式。‘象化思维’以‘循象而行’ 的惯性﹐对解决或认知问题﹐将首先从‘象化概念’ 入手﹐也就是从‘属性’ 开始。在处理诉讼方面﹐被告的外部表现就是被告的一种属性﹐其中透露出不同的变化和特征﹐这些特征都是些很难去‘量化’ 界定的信息﹐但还是可以通过类比作出揣摸。于是‘象化思维’就捕捉并‘取象’了被告的脸部和身体语言而成为‘象化概念’﹐ 作为可循之‘象’ 来开始解决问题。其中把这些属性与其它的情况或现有的‘象化概念’作类比﹐最后把类比的结论作为判断的依据, 以下以面部表情为例﹐列出背后的思维操作过程:

不过﹐在‘量化思维’方面则发展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原则和法庭程序。东西方思维在法律上也体现出两者的差异﹐走出了完全回异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