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运动之我见

现时流行读经活动, 儿童更成为这项活动的主角。 ‘经’是国学中的经典, 这是《三字经》《千字文》 和 ‘四书五经’等古文经典, 在读经活动中, 儿童被要求如同古代的幼儿学子一样, 不仅要阅读而且更要背诵经典, 作为从小打下的国学基础, 社会人士和家长也希望籍此可以让儿童从经典中吸取到中华传统的智慧, 提高道德修养, 为将来的待人处世立下准绳。 在分析儿童是否应该背诵经典之前, 或许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昔日的学童需要以背诵的方式来学习经典。

首先, 我们需要明白, 科举制度盛行于明清时代长达五个多世纪, 昔日学子的学习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 此为其一, 其二与中国语文的特色有关。 古代的中国语文即古文, 是一种不是以语法作规范的文体, 驾御行文的是句子中的 ‘虚实’词性和读音中的 ‘平仄’起伏。因此, 古文一直以来都不需要使用标点符号(直至近代在白话文中才使用标点), 因为文章的断句和语意是通过虚实词和平仄音韵来界定的, 而且在没有规范语法的指引下, 语意的表达功能需要通过 ‘语境’来实现, 所以古人读书要求高声的朗读, 不仅从发音中掌握平仄的使用法则和从句子里了解虚实词的用法, 而且还要从中揣摩语境来理解文章, 当这些法则和语境被慢慢的掌握后, 文章中的断句(分隔句子)就可以自然而成, 再不需要在老师的带领下为句子分段或自己用笔边读边断, 在日后也可以套用这些法则和语境来写自己的文章。 不过, 对这些虚实词和平仄法则还有语境, 就必须要长时间的浸淫才能掌握, 而且需要读大量作品才可能融会贯通。所以学习古文要求从小开始, 需要从小朗读甚至背诵文章, 不背诵强记不能令大脑对虚实词、平仄法则和语境产生条件发射, 只有条件发射后才可能在日后作流畅的阅读和写作。

除此, 正如第一点提到的, 昔日的学习内容和方式, 是为学子在日后考科举作铺路的。 首先, 科举考试即八股文, 八股文的题目从 ‘四书’中节录出来, 而文章就要求围绕着这个题目来发挥, 但是在八股文的 ‘破题’部份却有 ‘犯上犯下’的规矩。例如, 考题如果是 ‘不亦乐乎’, 学生就需要明白到 ‘不亦乐乎’出自《论语》中 ‘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有朋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所谓 ‘犯上犯下’的禁忌就是在 ‘破题’中, 不能提及‘不亦乐乎’所在句子的前后部份, 要把‘不亦乐乎’这个内容完全抽离, 作为一个独立命题来看待。 再者, 考试更要求学生在所作文章中 ‘代圣人立言’, 就是模仿孔子孟子的语气来说理。所谓 ‘语气’就是 ‘四书’里圣人谈话中喜欢用的字眼或习惯用语, 只要在文章中适当用上了这些字眼, 文章就可以让人有一种圣人在谈吐的感觉。因此, 为了在平时揣摩这些 ‘语气’, 学子就有需要把‘四书’背诵下来, 为了明白题目的出处和避免犯忌, ‘四书’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必须要牢记住, 否则, 一篇合格的八股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 昔日的考生不仅需要熟读经典, 而且更要强记背诵甚至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 总之, 不论是以中国古文的特点来学习汉文, 还是作为科举考试的准备工作, 昔日的学子都必须要花长时间来学习古文和经典。 因为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 所以学子都要求从小开始读书启蒙, 最早可以从三岁开始, 这就是昔日学子需要从小诵读和记忆经典的原因。 但是, 现代汉语(白话文)较为语法化, 背诵文章对汉语的学习就变得不必要了, 只要把内容转换成以语法规范的白话文句子, 阅读者在不需要化大量时间的情况下, 也可以完全掌握其中的内容与信息。 从思维训练的角度看, 通过大量诵读来揣摩语境, 这是对归纳思维的训练, 就是让大脑在阅读过或记忆下来的句子中, 归纳出一定的使用法则和语境, 然后再用来重组句子, 表达需要表达的意思。

如果我们深入一点, 以思维模式的角度来看经典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经典是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 而要求儿童背诵经典无疑就会让他们重拾传统思维模式。 根据笔者拙作《从语言文字看东西方思维—再从「大思维」到「大战略」》一书所言, 东方思维模式是 ‘象化思维’模式, 这是一种重类比(归纳)而轻演绎的思维模式。 在传统的经典中, 理论的建立来自 ‘象化三段论’, 就是以类比作推导和说理的方式, 正如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俗语, ‘鸟为食亡, 人为财死’, ‘良禽择木而栖, 忠臣择主而侍’等等。这是以前者对后者的类比来为后者的观点提供合理性, 只要承认前者是正确的, 你就会顺理成章的接受后者的论点, 前者就是后者的根据所在。虽然如是, 但是前者与后者不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演绎式的逻辑关系。因为这种说理方式是 ‘象化思维’的产物,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接受这种逻辑方式。 在经典中, 我们会碰到大量采用这种象化逻辑来说理的例子。 例如, 《易经》之所以成为儒家的经典, 这是因为它是儒家中心理论—‘君子’理论的理论依据, 君子道德的建立就是对天地自然的类比进而模拟, 例如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类比思维模式为其中的论点找到了注脚, 这些例子数不胜数。在《三字经》中也有 ‘玉不琢 , 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义’, 《孟子》中也有, ‘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也﹐君不谓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篇下) 正如西方的 ‘三段论’是逻辑的基础一样, ‘象化三段论’这种类比模式同样也是经典中说理的基础。现在, 我们可能会明白, 为什么作为论说文的八股文偏偏在它的核心论说部份中, 要强制使用四对对偶句(此为 ‘八股’之名的由来), 因为互为类比的对偶句是传统的说理模式。

除了以类比的句子来说理外, 传统的理论还建立在以另一种方向的类比上, 就是对国家的认知建立在家庭的认识上, 以家对国作类比, 国成为家的放大形式, 所以有‘修齐治平’的思想, 治国能力可以从家庭行为中培养, 对国的‘忠’建立在家庭行为中的 ‘孝’上。就算今天我们知道国家的功能与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传统道德的建立模式的确与今天的认知相悖。 因此, 传统上重视私德而非公德, 因为根据‘修齐治平’ 类比放大, ‘修身’的道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不过, 公德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行为规范, 它建立在理性之上, 就是在理性分析后所确立的人人平等和对平等利益的尊重上, 而非是以模拟方式而来的认知。 在经典中还会提到很多道德的楷模, 如孟母、黄香和窦燕山等, 这是让读者通过对本身情况作类比, 然后用作套用和模仿的对象。其实, 经典本身作为一种品牌, 已经成为了一种理论的根据, 个人若想为某些行为找到合理性, 只要在经典中出现过的, 都可以借用 ‘象化三段论’的方式来找到合理化的依据, 这也导致了对 ‘经典’行为作模仿而来的道德观念。

虽然, 经典可以为读者提供到很多道德行为的参照, 但道德行为的根据都离不开类比和模仿的方式, 这些与理性的演绎逻辑有别。 其实, 理性的分析已经可以提供到道德的依据, 例如在公众场所不要喧哗, 不是因为这是一种既定的礼貌或者是告示牌上的字句, 而是理性分析后的结果, 每人都有使用公众场所的平等权利, 喧哗行为侵犯了他人正常使用公众场所的权利。 又例如, 在买到了次货后, 可能在找到该公司的客户服务员后, 会对他们很不礼貌或大骂一顿, 这时已把要求做人要礼貌的原则抛诸脑后, 我们会认为对方公司犯错在先, 对他们不客气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 在理性的分析后, 我们会明白对方的客服人员并非事件的负责者, 他代公司受气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火气的场面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更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间。 因此, 只有理性才可以把人际关系保持在互相尊重的轨道上, 与其说是 ‘克己服礼’, 不如说 ‘克己服理’更适当。 的确只有理性才可以发挥出公德的贯彻力, 例如在亮起红灯时, 德国人就算在晚上, 看到路上没有车的情况下, 也不会闯红灯过马路, 我们会认为他们的确有点傻。但是德国人却解释到, 他们不想让小孩子在任何情况下看到有人闯红灯, 从而让他们模仿这些不良行为, 笔者觉得很有道理, 而且还想补充一点是, 人的判断并非百分百的准确, 只要让闯红灯的行为成为习惯, 这就不能保证不会有一天在判断不准确的情况下出意外。 可见, ‘不闯红灯’这种公德行为的根据其实就在理性的分析中, 而不是为服从教条而服从, 也不需要从其它的事件中找到行为依据, 更不是对行为的单纯模仿。

综观以上各点可见, 背诵经典是在过去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合理行为, 但是这种形式在今天已经失去它的环境因素, 在今天模仿这种形式不仅是不必要的, 而且更会花去儿童可以用于身心发展的时间。 可能有一位古文经典朗朗上口的孩子, 会为家长带来一定的骄傲, 但是对孩子来说, 这不过是记忆的增长, 而且还会给他们注入了既定的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模式。 从经典所含思维模式的吸收中, 儿童会倾向于应用类比思维模式来认知问题, 要找寻问题的答案时, 会通过对相似事件的类比来产生, 以类比来增强说服力, 以他人的行为或经典中的内容作为个人行为或社会现象的根据, 这样不仅没有培养演绎式的逻辑能力, 而且还扼杀了理性思辩的分析能力, 还有创造能力, 因为大部份的创新之物是从无先例的, 所以往往不可以从类比模仿的方式中产生。 除此, 经典中的道德是传统思维的产品, 其中缺乏了以演绎式的理性分析, 缺乏了对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思维, 而且传统道德重私德而轻公德, 但是, 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都以理性的思辩为依归, 从而产生了注重权利义务的精神。 从经典之中, 阅读者包括儿童不可能吸收到产生这种道德精神的思维方式, 从而也不可能推动这种道德社会的产生。

这样看来, 经典除了可以作为历史书籍之外, 似乎丧失了所有的现代意义 ? !其实非也, 经典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的沉淀, 它仍然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但不是让儿童用来背诵的经典, 对它的内容重理解而不是强记, 是以理性思维抽出其中可用的智慧, 再让儿童去理解和思考, 绝不是通篇的背诵, 也不是先背后理解, 而应该像阅读其它书籍一样, 边读边同时理解, 对不明白的部份再作解释和讨论。 经典中的智慧, 也包括很多符合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 例如 ‘君子好财, 取之有道’,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 通过古文方式的表达, 这些做人智能变得易读易记(但不是强记), 方便了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 把它们收藏在记忆的行襄中, 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细细品味, 吸收一下智慧的营养。 经典的确提供了很多这样的智慧, 可供我们的人生作参考, 例如, 《庄子》的 ‘庖丁解牛’所提及的人生哲学就是十分深邃的,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养份, 丰富我们的人生。 经典不需要背诵而是阅读理解。儿童正值思维成长的茁壮时期, 在这段时期应该首重思维能力的培养, 所学的一切不论怎样, 都会对今后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