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運動之我見

現時流行讀經活動, 兒童更成為這項活動的主角。 ‘經’是國學中的經典, 這是《三字經》《千字文》 和 ‘四書五經’等古文經典, 在讀經活動中, 兒童被要求如同古代的幼兒學子一樣, 不僅要閱讀而且更要背誦經典, 作為從小打下的國學基礎, 社會人士和家長也希望籍此可以讓兒童從經典中吸取到中華傳統的智慧, 提高道德修養, 為將來的待人處世立下准繩。 在分析兒童是否應該背誦經典之前, 或許我們需要了解一下為什麼昔日的學童需要以背誦的方式來學習經典。

首先, 我們需要明白, 科舉制度盛行於明清時代長達五個多世紀, 昔日學子的學習是為科舉考試作准備的, 此為其一, 其二與中國語文的特色有關。 古代的中國語文即古文, 是一種不是以語法作規范的文體, 駕御行文的是句子中的 ‘虛實’詞性和讀音中的 ‘平仄’起伏。因此, 古文一直以來都不需要使用標點符號(直至近代在白話文中才使用標點), 因為文章的斷句和語意是通過虛實詞和平仄音韻來界定的, 而且在沒有規范語法的指引下, 語意的表達功能需要通過 ‘語境’來實現, 所以古人讀書要求高聲的朗讀, 不僅從發音中掌握平仄的使用法則和從句子裡了解虛實詞的用法, 而且還要從中揣摩語境來理解文章, 當這些法則和語境被慢慢的掌握后, 文章中的斷句(分隔句子)就可以自然而成, 再不需要在老師的帶領下為句子分段或自己用筆邊讀邊斷, 在日后也可以套用這些法則和語境來寫自己的文章。 不過, 對這些虛實詞和平仄法則還有語境, 就必須要長時間的浸淫才能掌握, 而且需要讀大量作品才可能融會貫通。所以學習古文要求從小開始, 需要從小朗讀甚至背誦文章, 不背誦強記不能令大腦對虛實詞、平仄法則和語境產生條件發射, 隻有條件發射后才可能在日后作流暢的閱讀和寫作。

除此, 正如第一點提到的, 昔日的學習內容和方式, 是為學子在日后考科舉作鋪路的。 首先, 科舉考試即八股文, 八股文的題目從 ‘四書’中節錄出來, 而文章就要求圍繞著這個題目來發揮, 但是在八股文的 ‘破題’部份卻有 ‘犯上犯下’的規矩。例如, 考題如果是 ‘不亦樂乎’, 學生就需要明白到 ‘不亦樂乎’出自《論語》中 ‘學而時習之, 不亦悅乎;有朋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 不亦君子乎。’所謂 ‘犯上犯下’的禁忌就是在 ‘破題’中, 不能提及‘不亦樂乎’所在句子的前后部份, 要把‘不亦樂乎’這個內容完全抽離, 作為一個獨立命題來看待。 再者, 考試更要求學生在所作文章中 ‘代聖人立言’, 就是模仿孔子孟子的語氣來說理。所謂 ‘語氣’就是 ‘四書’裡聖人談話中喜歡用的字眼或習慣用語, 隻要在文章中適當用上了這些字眼, 文章就可以讓人有一種聖人在談吐的感覺。因此, 為了在平時揣摩這些 ‘語氣’, 學子就有需要把‘四書’背誦下來, 為了明白題目的出處和避免犯忌, ‘四書’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必須要牢記住, 否則, 一篇合格的八股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 昔日的考生不僅需要熟讀經典, 而且更要強記背誦甚至達到倒背如流的程度。 總之, 不論是以中國古文的特點來學習漢文, 還是作為科舉考試的准備工作, 昔日的學子都必須要花長時間來學習古文和經典。 因為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 所以學子都要求從小開始讀書啟蒙, 最早可以從三歲開始, 這就是昔日學子需要從小誦讀和記憶經典的原因。 但是, 現代漢語(白話文)較為語法化, 背誦文章對漢語的學習就變得不必要了, 隻要把內容轉換成以語法規范的白話文句子, 閱讀者在不需要化大量時間的情況下, 也可以完全掌握其中的內容與信息。 從思維訓練的角度看, 通過大量誦讀來揣摩語境, 這是對歸納思維的訓練, 就是讓大腦在閱讀過或記憶下來的句子中, 歸納出一定的使用法則和語境, 然后再用來重組句子, 表達需要表達的意思。

如果我們深入一點, 以思維模式的角度來看經典的內容, 我們會發現經典是傳統思維模式的產物, 而要求兒童背誦經典無疑就會讓他們重拾傳統思維模式。 根據筆者拙作《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一書所言, 東方思維模式是 ‘象化思維’模式, 這是一種重類比(歸納)而輕演繹的思維模式。 在傳統的經典中, 理論的建立來自 ‘象化三段論’, 就是以類比作推導和說理的方式, 正如中國文化中存在著大量這樣的俗語, ‘鳥為食亡, 人為財死’, ‘良禽擇木而棲, 忠臣擇主而侍’等等。這是以前者對后者的類比來為后者的觀點提供合理性, 隻要承認前者是正確的, 你就會順理成章的接受后者的論點, 前者就是后者的根據所在。雖然如是, 但是前者與后者不存在緊密的邏輯關系, 也就是演繹式的邏輯關系。因為這種說理方式是 ‘象化思維’的產物, 所以我們可以完全接受這種邏輯方式。 在經典中, 我們會碰到大量採用這種象化邏輯來說理的例子。 例如, 《易經》之所以成為儒家的經典, 這是因為它是儒家中心理論—‘君子’理論的理論依據, 君子道德的建立就是對天地自然的類比進而模擬, 例如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 類比思維模式為其中的論點找到了注腳, 這些例子數不勝數。在《三字經》中也有 ‘玉不琢 , 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義’, 《孟子》中也有,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也﹐君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篇下) 正如西方的 ‘三段論’是邏輯的基礎一樣, ‘象化三段論’這種類比模式同樣也是經典中說理的基礎。現在, 我們可能會明白, 為什麼作為論說文的八股文偏偏在它的核心論說部份中, 要強制使用四對對偶句(此為 ‘八股’之名的由來), 因為互為類比的對偶句是傳統的說理模式。

除了以類比的句子來說理外, 傳統的理論還建立在以另一種方向的類比上, 就是對國家的認知建立在家庭的認識上, 以家對國作類比, 國成為家的放大形式, 所以有‘修齊治平’的思想, 治國能力可以從家庭行為中培養, 對國的‘忠’建立在家庭行為中的 ‘孝’上。就算今天我們知道國家的功能與家庭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傳統道德的建立模式的確與今天的認知相悖。 因此, 傳統上重視私德而非公德, 因為根據‘修齊治平’ 類比放大, ‘修身’的道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不過, 公德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行為規范, 它建立在理性之上, 就是在理性分析后所確立的人人平等和對平等利益的尊重上, 而非是以模擬方式而來的認知。 在經典中還會提到很多道德的楷模, 如孟母、黃香和竇燕山等, 這是讓讀者通過對本身情況作類比, 然后用作套用和模仿的對象。其實, 經典本身作為一種品牌, 已經成為了一種理論的根據, 個人若想為某些行為找到合理性, 隻要在經典中出現過的, 都可以借用 ‘象化三段論’的方式來找到合理化的依據, 這也導致了對 ‘經典’行為作模仿而來的道德觀念。

雖然, 經典可以為讀者提供到很多道德行為的參照, 但道德行為的根據都離不開類比和模仿的方式, 這些與理性的演繹邏輯有別。 其實, 理性的分析已經可以提供到道德的依據, 例如在公眾場所不要喧嘩, 不是因為這是一種既定的禮貌或者是告示牌上的字句, 而是理性分析后的結果, 每人都有使用公眾場所的平等權利, 喧嘩行為侵犯了他人正常使用公眾場所的權利。 又例如, 在買到了次貨后, 可能在找到該公司的客戶服務員后, 會對他們很不禮貌或大罵一頓, 這時已把要求做人要禮貌的原則拋諸腦后, 我們會認為對方公司犯錯在先, 對他們不客氣也是理所當然的。不過, 在理性的分析后, 我們會明白對方的客服人員並非事件的負責者, 他代公司受氣是沒有必要的, 而且火氣的場面並不能解決問題, 反而更拖延了解決問題的時間。 因此, 隻有理性才可以把人際關系保持在互相尊重的軌道上, 與其說是 ‘克己服禮’, 不如說 ‘克己服理’更適當。 的確隻有理性才可以發揮出公德的貫徹力, 例如在亮起紅燈時, 德國人就算在晚上, 看到路上沒有車的情況下, 也不會闖紅燈過馬路, 我們會認為他們的確有點傻。但是德國人卻解釋到, 他們不想讓小孩子在任何情況下看到有人闖紅燈, 從而讓他們模仿這些不良行為, 筆者覺得很有道理, 而且還想補充一點是, 人的判斷並非百分百的准確, 隻要讓闖紅燈的行為成為習慣, 這就不能保証不會有一天在判斷不准確的情況下出意外。 可見, ‘不闖紅燈’這種公德行為的根據其實就在理性的分析中, 而不是為服從教條而服從, 也不需要從其它的事件中找到行為依據, 更不是對行為的單純模仿。

綜觀以上各點可見, 背誦經典是在過去的語言環境和社會環境下的一種合理行為, 但是這種形式在今天已經失去它的環境因素, 在今天模仿這種形式不僅是不必要的, 而且更會花去兒童可以用於身心發展的時間。 可能有一位古文經典朗朗上口的孩子, 會為家長帶來一定的驕傲, 但是對孩子來說, 這不過是記憶的增長, 而且還會給他們注入了既定的和不合時宜的思維模式。 從經典所含思維模式的吸收中, 兒童會傾向於應用類比思維模式來認知問題, 要找尋問題的答案時, 會通過對相似事件的類比來產生, 以類比來增強說服力, 以他人的行為或經典中的內容作為個人行為或社會現象的根據, 這樣不僅沒有培養演繹式的邏輯能力, 而且還扼殺了理性思辯的分析能力, 還有創造能力, 因為大部份的創新之物是從無先例的, 所以往往不可以從類比模仿的方式中產生。 除此, 經典中的道德是傳統思維的產品, 其中缺乏了以演繹式的理性分析, 缺乏了對人與人的權利和義務的界定思維, 而且傳統道德重私德而輕公德, 但是, 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德都以理性的思辯為依歸, 從而產生了注重權利義務的精神。 從經典之中, 閱讀者包括兒童不可能吸收到產生這種道德精神的思維方式, 從而也不可能推動這種道德社會的產生。

這樣看來, 經典除了可以作為歷史書籍之外, 似乎喪失了所有的現代意義 ? !其實非也, 經典是中國傳統思想和智慧的沉澱, 它仍然具有很高的閱讀價值, 但不是讓兒童用來背誦的經典, 對它的內容重理解而不是強記, 是以理性思維抽出其中可用的智慧, 再讓兒童去理解和思考, 絕不是通篇的背誦, 也不是先背后理解, 而應該像閱讀其它書籍一樣, 邊讀邊同時理解, 對不明白的部份再作解釋和討論。 經典中的智慧, 也包括很多符合現代社會的行為規范, 例如 ‘君子好財, 取之有道’,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 通過古文方式的表達, 這些做人智能變得易讀易記(但不是強記), 方便了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上, 把它們收藏在記憶的行襄中, 可以隨時隨地拿出來細細品味, 吸收一下智慧的營養。 經典的確提供了很多這樣的智慧, 可供我們的人生作參考, 例如, 《庄子》的 ‘庖丁解牛’所提及的人生哲學就是十分深邃的, 這些都可以成為我們生命中的養份, 豐富我們的人生。 經典不需要背誦而是閱讀理解。兒童正值思維成長的茁壯時期, 在這段時期應該首重思維能力的培養, 所學的一切不論怎樣, 都會對今后的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