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維模式解 ‘李約瑟難題’ —基於 ‘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
筆者拙作《從語言文字看東西方思維—再從‘大思維’到‘大戰略’》嘗試通過‘演繹法’而非 ‘歸納法’的方式來解構東西方的歷史與文化現象。 如我們所知, 文化現象和文明是由人所創造的, 也就是這一群文化創造者的行為結果, 而這個行為結果同時就是所屬這個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所付出行為的總和。 再者, 個人行為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都是思維操作后的表現, 也就是結果。 思維操作離不開思維工具的使用, 拙作《從》解釋到人類的主體思維工具為 ‘語言’和 ‘文字’, 而使用了存有差別性的思維工具則會導致在思維操作上不同的定勢或傾向, 從而形成不一樣的模式化, 此即為 ‘思維模式’。 作為思維工具, 語言和文字兩者間也存在因果關系, 也就是語言的特點決定了表記這種語言的文字的形態, 例如是漢語導致了漢字的產生。 以拙作的論述邏輯—‘演繹法’所作出的反推, 拙作找到了產生歷史和文化現象的終極因素, 也就是 ‘第一因’—語言, 從不同的語言產生了各種的文字, 以語言和文字作為人類的思維工具把思維操作的結果轉化為行為, 個體行為之總和就導致了我們所見的宏觀的文化現象。 筆者把語言定為解讀文化現象的第一因, 而沒有再窮究產生語言背后的原因, 這是因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超出了人文學與社會學等等的探討范圍, 而牽涉到語言學甚至生理學的范疇, 所以拙作從語言的使用開始作出推導闡述, 嘗試以演繹的方式全面解構東西方, 特別是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現象, 其中涵蓋的范圍甚廣, 包括有西方的學術發展﹑東方的治國方式﹑國學思想﹑民俗藝術﹑人際社交和東西方的歷史現象等各個層面。 通過發掘出造成問題的第一因, 然后以這第一因所形成的思維模式為起點, 就有可能更合理和客觀的解釋文化現象的成因, 以這種方式要比普遍存在的那種, 純粹通過歸納現象, 然后再以現象解釋另一現象的方法, 會來得更直接了當和一針見血。 例如,有一部份人會以傳統 ‘易經’的思想或者獨尊儒術的社會風氣, 作為在傳統中國裡妨礙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原因, 但以拙作的角度觀之, 易經或儒家思想和科學思想不昌都是東方思維模式下的平行產物, 它們同樣都是現象的一種而並非是造成對方的原因。 在演繹邏輯下, 語言是形成思維模式的第一因, 而思維模式則是造成文化現象的最根本因素, 在這裡並不是一概排除掉地理因素和歷史偶然性對文明和文化現象的影響作用, 不過這些因素隻能位於語言和思維模式這些關鍵成因之下, 也就是說, 地理因素隻有在同一思維模式的圈子中起作用而造成同一圈子內各聚落群體的差異性, 但如中國和西歐人在文化上的差異, 思維模式則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最核心原因, 相比之下, 地理因素可以忽略不計。 在拙作通過思維模式所解構出的歷史和文化現象中也包括了有關科學和技術的內容, 其中的部份解答了李約瑟所提出的疑難問題, 這就是著名的 ‘李約瑟難題’。 筆者現在就嘗試以拙作《從》所得之論點來解答一下這個疑難, 因為本文篇幅有限, 而且本文所引用的觀點都來自《從》, 所以筆者在下文的論述中將不會很詳細的把論點的始末重復一遍, 而是簡單的闡述, 但在旁將會把該論點在《從》中所出的章節的名稱附上, 以便讀者可以作更深入的查究, 對些不便, 先請讀者見諒。
在展開論述之前,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下何謂‘李約瑟難題。 基本上, 李約瑟所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 “為什麼中國科學技術曾經在很長時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但是到了近代(歐洲文藝復興)后才落后於西方?”
從這個問題可見, 李約瑟把中國和西方(西歐國家)的科學技術作了一個比較, 在比較之前就一定要設下比較的標准, 這就是西方觀念下的科學技術, 我們可以簡單的說, 科學指的是思想部份, 包括理論體系、邏輯系統和方法, 而技術指的是理論的輸出部份, 是行動部份與其結果, 這是有形的實體和可感知的, 理論與思想部份屬於思維操作, 較難作出比較, 若要比較也隻能比較根據兩者的觀點作出行動所帶來的成果, 例如甲宗教與乙宗教, 就其純理論來看, 實在比較不出它們的好壞,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比較一下, 以這兩種宗教作生活指導的信徒在行為上的差異, 如果甲宗教信徒生活態度普遍積極活躍, 但乙信教則生活消極, 我們從此可以簡單的概括甲宗教要比乙宗教優越一些。 在技術方面同理, 不論是什麼理論體系下的技術都可以通過其輸出結果的合理性和實用性作出比較, 例如對中醫、西醫甚至是巫醫這些技術, 我們都可以通過對治病的療效來比較出高下, 假如對某一種病, 隻有巫醫才能治好的, 我們就不得不認為巫醫技術在這個疾病上要比中醫和西醫都更勝一籌; 又如昔日西方人用羊皮作紙張, 這羊皮在經濟和實用性上都要比中國人發明的紙張要落后, 可見在這一時期, 中國人的造紙技術要比西方先進。 故此, 以輸出結果作為比較原則, 中國與西方的 ‘科學技術’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哪怕她們的理論和方法完全回異。 不過, 為了全面而徹底的解答 ‘李約瑟難題’中提出有關中國與西方在這方面的差異性, 我們還需要深入認知東西方在科學技術中的理論系統和邏輯體系, 通過《從》的論點, 筆者發現中國和西方在科學技術發展上所走之路回異, 雖然如上所述以功效性可以對兩者作客觀比較, 但在背后的發展理論、思想和邏輯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仿如朝完全不一致的方向行走一樣, 由此可以解釋到中西方在技術水平上存在的差異性。 既然存在著回異性, 那麼這種回異性是如何形成的, 就成為了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西方的發展不會合流, 從而泯滅掉其中的回異性, 而事實就是因為不可泯滅才可能在這方面上漸行漸遠。 除此, 在‘李約瑟難題’中其實還隠含著另外一層問題, 這是差異中的先后性, 中國能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前長期領先西方,但在這一特定的時期后, 西方由發展緩慢一改而成為發展迅速, 最后超越了中國, 中國則是在前期的發展迅速而漸漸的減慢速度, 直至完全停滯。 這是中國在前期的發展迅速相對西方的緩慢發展(但沒有停滯), 造成了中國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 但在后期, 西方則由緩慢轉變為迅速而超過了已經發展停滯的中國, 直至今天西方也未曾減慢過發展的速度, 發展速度的改變造成前后兩次的差異性
綜合以上的分析,短短數字的‘李約瑟難題’ 其實可以拆解為以下的四條問題:
- 為什麼中國和西方會在科技發展方面走上回異之路 ?
- 為什麼中國發展不出西方的科學技術 ?
- 為什麼西方在文藝復興前在科技方面的發展速度是緩慢的, 而在此后則發展神速, 前后的發展速度為什麼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
- 為什麼中國在早期的發展速度相對西方來說是快速的, 但到后來則不但速度減慢, 而且出現完全的停滯 ?/li>
筆者將以下面部份來解答以上的四條問題, 綜合以上問題的解答將會是‘李約瑟難題’的完滿答案。/p>
為什麼中國和西方會在科技發展走上回異之路 ?
正如以上所述, 科學技術的發展屬於文明和文化現象的一部份, 它們都是思維模式的產物之一, 這就是說, 中國和西方在思維模式上的分歧是造成了兩者在科技發展上走上回異之路的原因。 按《從》的觀點, 中國的思維模式是 ‘象化思維’模式, 而西方的則稱之為 ‘量化思維’模式。 簡單來說, 象化思維模式是與視覺思維有關的思維模式, 量化思維就是聽覺式的思維模式。 如同本文前述, 形成思維模式的第一因在語言文字, 再准確來說, 就是語言。 那樣從語言如何發展出文字再到思維模式呢? 以下筆者將簡單握要的作出說明, 因為篇幅所限, 筆者不可能在此作詳述, 其中的論點都出自《從》的第一篇中的章節 ‘從語言文字到思維模式’, 有需要的話, 請參考該章節。
正如我們所知, 中國人使用的語言—漢語屬於 ‘孤立語’, 孤立語以單個音節(字節)指示概念, 而且這個音節和所指示的概念不會因它們在句子中處於不同位置而改變, 這就是漢語的孤立性。 而西方(西歐)語言, 指希臘拉丁英法德俄西意等語為 ‘印歐屈折語’, 屈折語中的詞語由音素組合﹐而且音素之間的分界不明顯﹐音素組合成的概念會因位置和語法意義的改變而變化。 綜觀世界語言發展的歷史可見, 世界上各種語言在最初期都經歷過 ‘象形文字’的階段, 而隻有孤立式的漢語最后發展成為今天的會意方塊字(同位孤立語的泰語和藏語因地源關系, 皆受到印度字母的影響而發展出印度式的表音字母), 作為人類最早的 ‘蘇美爾文字’, 它也經歷了從象形文字開始, 再通過形聲字過渡而走向音節式表音字母的發展過程, 就以文字表記語言的便捷性來看, 為了把字母或文字單位的數量減到最低, 文字最好能指示到語言中不變的部份, 因為當時蘇美爾語的單詞中存在多個音節, 而且音節是隨語法意義和位置而變化, 因此以圖形式的文字作表示的話, 將大大增加其中的數量, 但語言中的音節數量有限, 所以最終發展成以獨立的字母來表記有限的音節。 不過, 對於漢語的孤立性而言, 音節(字音)是固定不變的, 因此一旦以某一圖形(方塊字)作指示后, 這個圖形在任何情況下, 它的書寫外形就不存在任何變動的必要。 例如 ‘是’這一個漢字, 它的字形和讀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變, 這就不像英語的 ‘be’, 它隨句子中所處位置而有另外7 種的形變, ‘is 、are 、am、 been、 being、 was、 were’。 如果要把它們以漢字表記, 這就需要寫8個漢字, 所以隻有孤立語才方便發展成為表意文字, 因為孤立語單詞(在最初時隻有單字詞)的讀音是單音節的, 而且發音不變, 所以通過一個漢字來表記就可以。總括而言, 語言的特殊性直接決定了表記該種語言的文字的形態, 在這前后者間存在著因果的演繹關系。 (對以上有關漢言產生漢字的必然性和拼音文字的演進的詳情, 請參考《從》的第一篇中的章節 ‘世界語言文字發展一覽’)。
希臘被公認為西方文化思想的發祥地, 但是為什麼偏偏是在希臘而不是在東方, 或是在其它的中東地區呢 ? 當時的中國人和希臘都面對同樣的藍天白雲, 飛鳥虫魚, 相似的氣候和沒有太大區別的地埋環境, 為什麼古希臘的情況不能發生在中國呢? 其實古埃及文明比希臘文明起源得更早, 但是古埃及的思想文化卻未能像古希臘文明一樣流傳下來, 古希臘文化被羅馬人所繼承, 發生於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 也是受古希臘學術思想的再傳入和再學習所帶動起來的結果, 可見古希臘的影響是多麼的深遠, 今天的科學基礎也來自古希臘的思想體系, 看來古希臘人帶給人類的已不僅是思想或文化這麼簡單, 而是一種思維模式。 這種思維模式的誕生起源自古希臘人首先創制了世界第一套 ‘完全表音’字母系統, 這就是希臘字母。 古希臘以其海陸兩路的交通便利, 方便且成功的從周圍各民族中吸取了她們在發展表記文字上的經驗, 結合到本身語言的特點, 從而能夠首先創制出這一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統。 首先, 在東面的蘇美爾人所使用的文字屬於音節字母, 傳到了古波斯人那裡, 也就以音節為主再加一些表元音的字母, 但傳到腓尼基人那裡就發展出隻表記輔音的字母系統, 因為腓尼基語是閃米特語的一支, 語言中不變的單位是輔音而元音多變, 因為當時的地中海貿易頻繁, 所以希臘人可以認識到腓尼基字母隻表記輔音的方式, 而塞浦路斯字母卻是音節和元音的表記方式。 但是, 希臘語卻是印歐屈折語的一支, 語言中多變的不僅是輔音, 還有元音, 因此, 隻表記輔音的字母不適合希臘語的要求, 古希臘人唯有改良現有的字母系統, 隻有另辟新徑才可以設計出一套符合本身語言要求的字母系統, 最后綜合了各種字母系統的優點而首創出第一套的完全表音字母。完全表音就是完全表記元音和輔音的字母系統, 這樣字母的數量就可以減少到最低的程度。在認知語言和創制完全表音字母系統的過程中就發展出西方的思維模式, 筆者把它命名為 ‘量化思維’模式. 所以西方的文明發源於古希臘, 而不是其它的民族, 就是因為這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統首創在希臘。而歐洲人就是本著使用與希臘語同類語言的優勢, 完全承繼並發揚了這種思維模式。
因為篇幅所限, 筆者隻能簡單介紹一下 ‘量化思維’模式的形成過程。 古希臘人在為自己的語言創立這一套文字時, 首先要認知自己的語言, 在認識語言的過程中發現到, 語言中的語音可以被分割到最小的單位, 這就是音素, 包括有元音和輔音, 語言中的語節就是由這些不變的元音和輔音組合而成, 這些元音和輔音的數量是有限的, 隻要分別以字母作表記, 就可以通過字母的組合表記出所有變化的語言, 完全表音的希臘字母系統就是這樣誕生了。在這裡存在著一個 ‘定義性’模式的引入, 也就是字母是通過定義過程來指示相對應的音素, 在定義之前字母的字形和音素不需要存在任何的關聯性, 因此也可以通過其它字母來指示音素, 或把字母指向其它的非音素內容作重新定義。 而且還涉及到個 ‘演釋法則’的模式, 就是隻有當單詞中所有的字母都被確認后, 這個單詞的概念才可以被指示出來, 一個字母的不明確可以令單詞指向了其它的語意, 這正如 ‘三段論’所要求的, 隻有前兩個條件都滿足后, 結論才可以成立. 除此, 在這套完全表音字母系統裡也涉及到一個 ‘確定性’的問題, 就是音素的確是不可再分的, 隻要用大腦來細細玩味其中的發音即可, 我們不可能再把元音與輔音再作分割, 從大腦的經驗可以肯定音素的不可分割性, 這就是對這種性質的 ‘碓定性’。把語言分割成音素, 再以字母表音素來記錄語言, 從此對語言的研究就不再需要以口語語言為對象, 因為文字已經可以完全反映語言, 所以古希臘人就把文字視作研究語言的對象, 語言本來是主體, 但是現在可以把對主體的認知轉移到對客體—文字的身上, 這就是 ‘主客體分離’的認知模式。這種‘主客體分離’的認知模式與 ‘分解認知’模式是分不開的, 對主體的認知必須建立在對它作全面分解直至到最小而不可分解的元素上, 而這些元素的不可再分解性要建立在以上所提的 ‘確定性’上, 然后再通過這些元素作重組並成為了對主體的 ‘鏡像’式體系, 此為客體, 然后再通過客體作為媒體來認知客體。 綜合可見, 古希臘人發展的 ‘量化思維’模式存在著‘定義性’、 ‘演繹性’、‘確定性’ 、‘分解認知’和 ‘主客體分離’這五個關鍵因素。
對語言的認知其實就是對聽覺信息的認知, 但對於人類來說, 視覺接收的信息遠比聽覺為多, 因此古希臘人就把這套從認知聽覺信息總結而來的方式套用到視覺上。古希臘人把視覺圖像進行分割, 直至最后隻剩下點、直線和弧這三個最基本的元素。其實最基本的圖像元素是點, 點可以組成線與弧, 但是抽象存在的點是不可見的, 所以隻有用直線與弧來表示點的存在, 而直線與弧都是可見的, 這就提供了確定性, 而弧線就是圓的組成部份。古希臘人就是通過對幾何學來認識外部的物質世界, 所以他們十分重視幾何學, 古希臘的幾何學不重視計量和數字, 不像中國人那樣, 而是隻研究空間的數理關系, 他們隻使用圓規和沒有刻度的直尺來研究幾何學。簡單來說, 這種分割主體到最小單位, 然后再組合客體, 再對客體作認知的模式就是 ‘量化思維’模式的應用。
在中國方面, 漢字有別於拼音文字, 它是一種以字形表意的文字, 這包括兩個方面來表意, 第一是通過辨認字形來確認漢字所指示的概念, 這一點就有別於印歐屈折語的文字, 例如英語, 辨認英語單詞是需要在每一個字母都被確認的情況下, 才可能把字母串合並指示出概念, 如果有一個字母不正確就有可能指向另一個概念, 例如 bad與 bat, heard 與heart 等, 它們雖然隻有一個字母也就是一個輔音之差, 但是具有完全不一樣的語意。 相反, 漢字允許寫得潦草一點, 隻要具備了基本字形就可以辨認, 就像辨認視覺的圖像一樣, 在光線不足、外形半遮和移動中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辨認物品, 還有在認識了杯這個對象后, 我們也就知道眼前的這個像杯的對象也是杯, 雖然這杯並不是剛才所見的杯。這是因為視覺辨認, 或者稱之為大腦處理視覺信息的方式, 就是對屬性的辨認, 辨認對象外形的屬性, 因此兩隻茶杯隻要具有相同的外形特征, 另一隻也會被認為是茶杯。 而且大腦在辨認過程中也不會關注具體的量化數字, 例如茶杯的口徑有多大, 杯耳彎曲的角度是多少等。 這等於我們見到熟人一樣, 一看就認出是他, 也看出他與上次見面時有點不同, 但是我們卻很難說得出, 我們是憑什麼量化的數據來認出這個朋友的, 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大腦對特征的處理都是在潛意識間進行的。所以, 辨認漢字字形就好像辨認圖像一樣, 這就是對圖形的類比。 在另一方面, 理解漢字的字義也需要類比的操作, 通過漢字令大腦從圖形的類比提升到概念的層面。 例如, 會意字 ‘信’, 就是人言為信, ‘信’的概念帶有 ‘言語’的屬性; 又如 ‘武’就是 ‘止戈’, 表示 ‘武’與兵器和戰爭有關 ; 指示字 ‘上’, 以 ‘點’表示位於上方的信息; 象形字如 ‘日’, 說明太陽具有圓形的屬性; 形聲字如 ‘江’ , 說明了 ‘江’的概念與水有關, 而且還帶有 ‘工’字的諧音, 這是一種諧意屬性。 這種思維方式就是象化思維, 一種以圖像化概念為中心的思維方式, 在圖像化即 ‘象化概念’ 中, 主要包含屬性信息, 象化思維就是一種處理屬性的思維模式。人們學習和閱讀漢字的過程就是訓練這種處理屬性的思維過程, 長此下去就會形成象化思維模式並不繼加固這種模式。大腦本身對視覺圖像的處理以視覺機制來完成, 因為漢字以圖形示意, 所以漢字令處理視覺信息的模式提升到處理概念的層面, 概念圖形化就形成了象化概念。除了象化概念外, 象化思維將會以 ‘包容遞進性’和 ‘互屬性’作為象化思維的邏輯機制。 而 ‘取象類比’則是概念間的互動方式。
綜合以上各點, 我們可以概略明白到以漢語和印歐屈折語為出發點, 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 前者為象化思維模式, 后者是量化思維模式。 我們現在可以緊接著解答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發展不出西方的科學技術 ?
現在, 我們可以首先看一下象化思維和量化思維中的邏輯內容, 然后再論述以此為邏輯基礎可以發展出的科學技術。 兩者的邏輯內容可示之如下:
象化思維 量化思維 主體概念 象化概念-以屬性為內容的信息體 量化概念-不可再分割的元素 邏輯方式 互屬性(等價關系)
包容遞進性
象化三段論:
條件: A 與 B 在屬性上相似
條件: A發生在 B之前
結論: 由A推導出 B象化三段論:
條件: A=B
條件: B=C
結論: A=C認知模式 屬性認知模式:
通過現有的屬性對認對象作 ‘取象類比’, 在類似的關系中發掘出認知對象的屬性作為結論。分解認知模式:
對認知對象作主體並對其作分解, 直至找到最不可分割的元素, 然后組成客體進行認知。從以上的列表可知, 象化思維和量化思維的邏輯存在截然不同的分歧, 所以通過這兩種思維模式對外部世界所作的認知將會得到回異的結論。 筆者將會在以下的篇幅中把相關的例子作一一列舉
對於對外部世界的認知, ‘象化思維’的中國人當然不會採用古希臘人的方法, 以幾何學的方式來認知世界, 而是以認知屬性為中心的模式來探求自然世界, 最后歸納出 ‘陰陽’和 ‘五行’的屬性。 如上表所言的, 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就是以現有的屬性或象化概念來對認知的對象作類比, 如果兩者存在共同屬性的話, 這種現有的屬性就是認知的結論, 如下:
其實這是一種辨認漢字的模式, 當我們要辨認眼前的漢字時, 例如是 ‘東’字, 我們就需要調動記憶中的所有漢字對 ‘東’字作識別, 如果記憶中的 ‘東’字在外形上與眼前的漢字接近時, 我們就會認為這是一個 ‘東’字。 再說到陰陽和五行的產生, 中國的先民通過對大自然作屬性的歸類, 最后總結出陰陽和五行的屬性, 然后就以這些基本的屬性來認知事物。 如以五行對金屬工具作類比, 就可以發現工具是屬金的, 還有中醫中的 ‘肝’概念是屬 ‘木’的, 因為 ‘木’有向上升發舒展的屬性, 而肝具有條暢情志, 疏泄氣機的作用, 兩者相似, 所以肝屬木。 至於陰陽, 以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 以陰陽對陰陽作認知, 那樣陽中也可帶有陰陽, 陽中之陽就是 ‘明陽’, 陽中之陰是 ‘少陰’, 陰中之陽為 ‘少陽’, 陰中之陰就是 ‘太陰’。 可見, 以陰陽開陰陽, 就開出四象, 如果再作進一步的認知就可以分出八卦, 以八卦對八卦作分割就是六十四卦象。而五行相生相克的關系, 也從 ‘金木水火土’ 這五種基本事物的相互作用中類比而來, 其中涉及到上表中象化邏輯的應用。在陰陽和五行這些基本的屬性得到確定后, 隻要以這些基本屬性對自然世界中的事物作認知, 它們都會在類比后帶上陰陽和五行的屬性作為認知的結論, 例如對雪花有六瓣的認知, 昔日的中國學者會以 ‘六’這個數字屬 ‘水’而雪花是由水形成的, 這樣就所謂的解答了六與雪花的關系, 但我們現在知道這其實是一道數學問題。 因為五行之間帶有生克的關系, 所以具有五行屬性的事物間也同時帶上了這種互動作用, 這就為玄學研究打下了理論的基礎。
說到中國的玄學, 玄學就是風水命理等理論, 其實這是象化思維發展的一種技術理論, 就好像西方的科學技術一樣, 隻不過它們各自套用了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和邏輯而已。 以風水命理為例, 簡單點來說, 風水以找到可以 ‘藏風得水’的環境, 或以房屋結構和室內布置來仿真這種環境, 相學就是從臉部或掌紋中類比出與命運濟遇有關的信息, 而八字推命術就通過出生年月日中的五行屬性來推斷其人生變化。 總之, 作為一種技術理論, 它們都要有自己的反饋系統。 西方理論的反饋結果馬上可以知道, 例如通過數學分析, 計算出這個物體的速度, 隻要使用實驗就馬上可以驗証到它的正確性。 可是, 中國玄學就不可能了, 俗話說: “看相的可以騙你十年八年。”這說明, 以玄學推測到的結果是很難驗証的, 但是, 結果的反饋對理論的修正極為重要, 所以在命理學中有一種 ‘命格’的數據, 這就是名人的八字。 名人的人生經歷可以說是人盡皆知, 輸入名人八字所測到的命運, 就可以與名人的經歷作比較, 找到其中的偏差后反饋回理論系統中, 然后再修正理論, 修正理論的方法可以是引入更多的參數。 這種反饋系統對理論的發展和可行性極為重要, 同樣是以五行生克作為邏輯論據的中醫學, 就是因為得到了反饋數據而擺脫了 ‘玄幻’之感而成為一種可靠的實學。 中醫的治療結果隻要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反映出來, 病能否治好是可以感到和看到的, 不需三五天就可以看到結果。故此, 中醫的結果就可以及時反饋給醫者。 可見, 同樣作為象化思維模式的理論的一分子, 在同樣應用陰陽五行理論的情況下, 就算中醫在診斷時同樣給人玄妙的感覺, 但是就因為在反饋環節上與命理和風水學有別, 所以中醫能夠成為一門通過經驗積累而發展起來的技術, 達到真正治病救人的效果。但是, 中醫的治病理論卻與西方的醫學完全回異。 中醫的治療理論在乎平衡人體中的陰陽, 從而達到袪病的目的, 其中的主導思想為‘八綱辨証’, ‘八綱’的就是 ‘陰陽、表裡、虛實、寒熱’這八種屬性中 。 醫生看病要做的就是把病症歸納到這些屬性中, 判斷這是表証還是寒証等, 隻要 ‘証’辨對了, 就對 ‘証’下藥, 而不是對病症用藥, 這是中醫治病的特點, 所有的藥物都是對 ‘証’用的, 而不是簡單的治病症。
論述至此, 我們會明白到象化思維以屬性作為認知的要點, 因此產生了玄學和中醫學, 除此還有 ‘天人合一’的經典理論, 在 ‘天人’中的天與人都不是物理學上的天和人, 而是兩個象化概念, 即屬性的集合體, 因為兩者在特征上存在著相似性, 例如人的情緒與氣候變化相似等(漢代的董仲舒把這種觀點推至最高), 因此兩者的 ‘互屬性’成立而得到‘天人合一’的結論, 如下:
還有一點,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時間’概念在象化思維中被理解和重視的是它的屬性價值, 而不是量化的數量。我們都知道西方科學的代表是物理學, 物理學產生了工程學以及一切的技術發明, 而物理學的基礎就是數學, 即以數學方法對物理現象作分析。在物理現象和機械發明中不能離開時間這個參數, 大部份的物理公式中都有時間 ‘t’這個概念, 這個t是一個量化概念, 指時間坐標上的間距, 它是一個數量。 不過, 在象化思維的時間概念中, 時間並非是一個量而是一個時間點, 它往往以 ‘天干地支’作表示, 而透過天干地支對五行作轉換后, 時間就成為了五行的函數, 帶上了五行和陰陽屬性, 象化思維就是需要具有屬性的時間, 如人出生年月日的 ‘八字’就是根據其中的五行屬性來預測命運的, 象化思維對時間的分析也是要看其中的吉凶成份, 所以需要擇日和時辰, 中醫的開方時也要考慮季節性, 因為時間中含有五行屬性, 這就是 ‘三因制宜’。 可見, 對時間概念的理解, 東方取其具有的屬性, 而西方則取其數量, 如果時間t概念不能產生的話, 西方物理學也不可能誕生。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邏輯方面, 在先秦時代出現過名理家的理論, 其中的最著名的命題是 ‘白馬論’和 ‘堅白離’, 就拿‘白馬非馬’和 ‘堅白離’來講, 白馬之所以非馬, 這是因為白馬的顏色成為一個獨立的性質, 不再從屬於馬, 白色的馬強調的是白色, 這是一種獨立的性質而不屬於馬這種動物, 這的確是一種詭辯, 但這個命題建立在性質與本體的分離上; 又有石頭具有白色和堅硬的屬性, 這兩種屬性雖然都存在於石頭,上 但是卻可以是兩種獨立的性質與屬性, 這又是一種屬性分離的思想。 但是, 象化思維的邏輯則是一種以屬性為判斷的思維方式, 每一個體都是一個屬性的集合體而己。 例如白馬和馬都具有外形相似的屬性, 所白馬一定是馬, 白和堅都是來自石頭上的特征, 所以白和堅都帶有石頭的屬性, 在共享石頭這個屬性的情況下, 白和堅不應分離。 正如天和人在象化思維的觀念中也是兩個包含屬性的集合體, 因為天有氣候的變化, 而人有情緒的變化, 天有四時, 人有四體等, 所以認為天人是合一的。而天人合一理論就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所以照名家的邏輯, ‘天人’一定也是分離而不能成立的, 但歷史告訴我們, 名理家的觀點隻是曇花一現而已, 並沒有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 可見, 象化思維模式畢竟是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 與西方式的邏輯有點相似的名理家理論就隻能面對夭折的命運了, 可見象化思維與西方式的邏輯相悖。
最后, 我們還需要了解一下 ‘象化三段論’, 作為一種象化思維中核心的論說和推導模式對傳統邏輯的重要性, 象化三段論相對西方邏輯理論中的 ‘三段論’, 三段論作為核心的邏輯原則, 它無疑是西方哲學和科學理論的基礎, 而象化三段論在東方也處於同樣舉足輕重的地位。 首先從《易經》說起, 在《易經》中的君子理論就是以君子模擬天地自然的行為, 以自然規律來推導出君子行為的正當性, 例如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體’等, 君子的行為和道德基礎應以天地自然的特性為基准。 這正如《道德經》所言: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這裡的 ‘法’就是 ‘效法/仿效’的意思, 可見這就是建立傳統思想的理論模式。文字是思維的工具, 理論的建立和結構需要文字為載體, 現在我們看一下中國語文的發展概況, 在先秦到漢所流行的文體可歸類為古文, 其中以對偶句和散句為主, 但到了兩晉時期, 駢文十分的流行, 駢文就是對偶句寫成的文章, 文章通盤對偶。 直到唐代, 當時的文人發現駢文不善於論述, 於是在唐代便發起了古文復興運動, 古文再次成為文章的主角, 但是對偶句卻並沒有從此走出文字舞台, 反而走進了各種文體中, 如唐詩中, 唐詩其中的部份規定要使用對偶句, 在宋詞和古文中也有對偶, 對聯就是百份百的對偶句, 作為考試文體的八股文在其中的論述部份也強制使用對偶句。 除此之外, 在我們的四字成語, 大部份都是兩兩成對的, 可見對偶句在中國文學中無處不在。因為對偶句之間存在著在詞性、語意、字數等屬性方面的類比性, 這令象化思維可以發揮類比的操作, 更重要的是, 對偶句可以通過 ‘象化三段論’來說明問題, 因此, 論文文體的八股文需要對偶句, 而且更成為文中的核心部份, 用作論述說明之用, 可見象化思維除了傾向於類比說明外, 更離不開以象化三段論作邏輯論証。 例如 ‘鳥為食亡, 人為財死’, 這就是通過鳥對人的類比來說明人為財死的正確性。八股文盛於明清兩代五百年之長, 這本屬於應用式的論說文, 后來作為科舉的體材, 成為了國家掄才的手段, 隻有象化思維的產物才可能在象化思維的社會中擔當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為象化思維的社會隻需要具備同樣思維能力的人材, 如同西方隻會以西方的語文和數學來作為考試題綱一樣。
綜合以上各點, 我們可以明白到象化思維完全有別於西方的量化思維模式, 因此以此思維模式發展出的邏輯體系和思想理論, 乃至技術文化也是與西方式的大相迥異, 如同走在完全不同方面的道路上一樣, 所以象化思維所發展的技術就有別於西方式的科學技術, 同時以象化邏輯和認知模式作為基礎也不可能發展出西方式的科學技術, 其實除了科技外, 象化思維在哲學、法律、治國政治、人際關系、人生觀、民俗藝術、民族觀念等方面都發展出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形態, 在此因為篇幅所限而不能詳述, 請詳見《從》的第二篇中 ‘象化思維的內容’裡各個章節。
通過以上的論述, 現在我們對於中國不可能發展出西方科學思想和技術這一點應該較為明確的, 但是, 我們會問到, 為什麼本著同樣思維模式的中國在早期能夠發展出超越西方的技術文明呢, 筆者在這裡隻提 ‘技術文明’而不是 ‘科學’, 因為科學指的是西方人採用的開發技術的方法和思想(邏輯), 現在我們己經了解到象化思維模式有悖於西方式的方法和邏輯, 所以在這種不對稱的情況下, 不應該再以科學作為兩者的比較, 不過, 正如本文開首所提到的標准, 技術所輸出的結果或結論是可以比較的, 這樣就讓我們在第四個問題中, 看一下中國技術又是怎樣在早期領先西方的。
為什麼西方在文藝復興前在科技方面的發展速度是緩慢的, 而在此后則發展神速, 前后的發展速度為什麼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
西方於文藝復興前在科技發展速度上的緩慢, 是相對於當時的中國和后期本身的發展速度而言,也就是說, 當時中國較快的發展速度把同時期的西方比下去了, 有關中國能夠擁有較快的速度這個問題, 筆者將會在第四個問題裡作詳細的討論, 因此, 現在我們隻需要集中論述西方在前后期所出現 的速度差異就可以。
根據上文所提到的, 西歐人的思維模式為量化思維模式, 這種思維模式產生自古希臘人, 語言和文字為思維的工具, 而西歐人和希臘所使用的語言同屬 ‘印歐屈折語’系, 因為地埋上的便利, 古希臘人創制的完全表音字母系統通過伊特魯裡亞而傳到了羅馬, 在羅馬手裡成功創制出拉丁字母來表記拉丁語, 拉丁字母隨著羅馬政治和軍事勢力的擴張而傳遍了西歐洲地區, 西歐人就以拉丁的字母來表記本民族的印歐屈折語, 在東歐方面, 希臘傳教士在希臘字母的基礎上, 創造了西裡爾字母, 這套字母系統流行於斯拉夫地區, 即今天俄羅斯使用的字母。 完全表音字母系統能夠在印歐屈折語的地區流行, 這是因為完全表音的表記方式完全符合了屈折語的語言要求, 屈折語的屈折性由單詞中音素(包括元音和輔音)的變化所提供, 隻有以字母單獨表記每一個音素, 才可能在文字上完全反映出語言中語意, 簡單概要的介紹一下屈折語的特點就是, 語格是屈折語最大的特征, 以名詞為例, 古老的竺語就有8個語格﹐拉丁語隻有其中的6種(主要使用的隻有5種﹐古希臘語則有5種) ﹐現代的德語和俄語還保留著4種語格﹐以下是竺語中單詞‘神’ 在這8個語格中的形態﹐我們可以發現8個語格的單詞都有一個共同形素組成的‘字根’ 部份—Dev﹐僅跟著的就是隨語格變化的‘字尾’ 。
語格表示了名詞在句子的語法位置, 就是它與句子中的其它動詞和名詞的關系, 動詞還會因為句子中主語的單復數或陰陽性而帶有語格部份,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到在嚴謹的語法結構下, 句子語意在沒有固定語序的情況下也能讀懂而沒有歧義性, 但當語格隨著語言簡化過程而漸漸脫落后, 句子就開始出現固定的 ‘主謂賓’語序, 同時脫落的語格部份則轉變成今天的介詞部份, 如上表中的英語部份所示的一樣。 如下表, 透過對古英語和現代英語在語格上的對比, 我們可以透過英語的情況了解到歐洲屈折語的演進歷程:
在上表中提到的 ‘古英語時期’大約發生在公元500-1100年, 而 ‘現代英語時期’就是16世紀到現今的時期, 可見屈折語的簡化經歷了上千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語言文字為思維的工具, 語言的簡化和合理化過程就是思維工具的合理化過程, 屈折語的簡化不僅隻裨益語言本身, 更重要的是催生出另一種更有效和合理的思維工具, 這就是現化數學符號系統的誕生, 而16世紀這段踏入現代屈折語的時期正是歐洲科學革命的時代, 也就是伽利略的時代, 這並不是歷史的巧合。
在論及數學符號出現的內容前, 筆者需要說明, 從5世紀到16世紀正是歐洲完全以神權為中心的 ‘黑暗時代’, 而這個時代的出現不僅是量化思維模式的產物, 而這個時期正是令西方科學技術隻能處於緩慢發展的原因。 不過到了最后, 量化思維又能夠以自身思維的力量把歐洲從黑暗時代挽救出來, 這一點各位讀者是需要注意的。 歐洲在不需要外力的情況下, 把她本身從對神全盤傾斜長達一千年的時代中解放出來, 這不像在東方與世界的其它角落那樣, 她們的傳統思想要在西方人的堅船利炮下才改變, 這也說明了進入和走出黑暗時代都不是歷史的偶然事件, 而是思維模式所驅動的結果。
西方量化思維模式一貫以分解模式來認知世界, 就是要把自然世界進行分解直到不可再分為止, 從猶太人那裡傳入了《聖經》, 《聖經》上記載了上帝(神)的事跡, 這個神是造物主, 就是自然世界的締造者和創造這個世界最終極的力量和原因, 如果把這個世界進行分解發掘, 我們最終隻會找到神是世界一切的起源, 神的背后再沒有造神者, 而且神是不可分割, 再者, 神的事跡被《聖經》這一本書所確切記載, 並非流於口頭的神話或者空穴來風, 《聖經》為神的存在提供了確定性。 於是, 量化思維就可以通過神這個最基本的元素來重組這個世界, 以神為客體來認知世界的主體, 因此, 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 對神或者對《聖經》的研究就成為了解世界的途徑, ‘黑暗時代’就是這樣誕生了. 在這個時期裡, 對物理世界和道德的解釋, 都以神作依歸, 教會成為了神在地上的代言人, 一切以教會唯命是從. 教會不能接受日心說, 因為人類是神的造物, 地球應被置於中心而得到神的最大竉愛。 就算作為科學巨人的牛頓, 他認為研究科學都是為了了解神的意志, 其實他對神學的研究要比科學留下的手稿還多。 可見, 在認知上對神的傾斜, 令歐洲在這一千年的時間中掐入了執迷, 隻有等到歐洲人為量化思維模式注入嶄新的元素后, 量化思維才可能從黑暗中走出。 這些元素就是現代數學符號作為新思維工具的誕生, 還有技術的進步令實驗有可能被引入到認知模式中去。
首先, 語言文字作為思維的工具, 在古希臘時代直至16世紀前, 所有數量關系都是以語言文字的方式來描述的, 在公元3世紀, 有位希臘數學家對數學表達作過這樣的嘗試, 如下:
數學關系﹕x3+13x2-5 x+2﹐數學家Diophantus是這樣表達的﹕
K���� 
��M0β符號說明﹕ α﹕ 古希臘記數法中表示‘1’ 。 α﹕ 古希臘記數法中表示‘1’ 。 ΔΥ﹕ 表示一個‘未知數’ 的‘平方(二次方) ’ ﹐��這個符號來自古希臘單詞‘(二)次方’ ‘������Σ’的頭兩個字母。 ��: 表示數字‘13’ 。 ﹕ ζ﹕ 表示‘未知數’ ﹐等於我們現在用的‘x’ 。 ε﹕ 表示數字‘5’。 M0: 表示‘加’ 的意思﹐而且還指示出在這個符號后的數字是一個獨立的數字﹐與這個數字前的‘未知數’ 沒有數量上的修飾關系﹐而是分隔開的。 β﹕ 表示數字‘2’。 如果我們使用前一章解釋‘屈折語’ 語法的方式﹐來對其中的內容作進一步分析﹐就是﹕
從以上的分析圖﹐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數學符號的表達模式中﹐的確參考了文字的表達方式。在上面的關系式中﹐未知數的概念就如同古希臘語一樣﹐帶上了‘屈折性’ 。未知數的外形隨著它在獨立形式﹑平方和立方的概念而變化﹐如下﹕
ζ 未知數的‘獨立’形式= x1= x ΔΥ 未知數的‘平方’形式= x2 KΥ 未知數的‘立方’形式= x 3 使用現代的表達方式﹐我們就知道其實這三個數學符號中都包含了兩人個數量概念和一個數量關系(次方)﹐其中共同的‘未知數’ 概念是可以抽離出來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現在我們使用x來表示這個共同的未知數。除此﹐還有另一個數量是這個未知數自乘的次數﹐平方是‘2次’ ﹐立方是‘3次’ ﹐‘1次’。如果﹐能夠把這個次方的數量以符號的方式獨立指示﹐也就是把其中的概念也完全抽離出來﹐這樣原本隻用作指示平方或立方關系的數量﹐還可以表示高次的次方關系﹐4次﹑5次也可以(但是古希臘人出於幾何觀點﹐不承認高次方的數理意義﹐因為它在物質世界中找不到這些高次方概念的幾何意義) 。甚至這個原本是‘整數’ 的‘次方’ 數量﹐因為現在已經用獨立的符號指示﹐成為完全獨立的一個概念﹐它就像添上了翅膀一樣可以天高任鳥飛﹐於是這個次方也可能成為零﹑負數﹑分數或用作運算用途﹐如下﹕
可見﹐如果沒有把‘冪(次方) ’ 的概念抽取出來﹐而是仍然像屈折語言的‘音/意素’ 一樣‘屈折’的依附在未知數這一概念上﹐以上‘冪’ 的數量變化也不可能在今天的數學理論中出現。慶幸的是, 經歷一千時間后, 屈折語的語言簡化令語言中的語格脫落和語序走向固定, 語格的脫落使語言中的概念更加突顯, 隻要我們看一些在過渡期的數學表達式,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表達式中帶有文字的特點, 出現過數字、單詞和符號夾雜的情況。夾雜語言或以語言作數理的斜述會引致暖昧不清的語意混淆, 以及隠藏了數量間的實際關系, 這樣不僅會禁錮抽象的概念﹐同時也令數學理論裹足不前。為了說明思維工具對思維操作的有效性, 筆者將會舉出兩個最經典的例子來作解釋。
第一個是十進制的例子, 中國在三千年前就開始使用十進制記數, 而歐洲要到十三世紀才通過阿拉伯人那裡, 傳入起源於印度的數字系統和十進制記數法, 在此之前, 歐洲人隻能使用羅馬數字, 造成中西方在使用十進制上的時間差異的原因, 就是出自漢字與西歐語言的特點上. 漢字的孤立性, 即單字單音, 令到作為語言表記工具的漢字在先天上具備了‘符號性’, 隻要把數量以漢字作書寫, 大腦就可以從眼前的數字排列中看到十進制的排列規則, 啟發了十進制記制法的產生, 但是歐洲語語則不是, 隻要用英語寫出從1到20個數量詞, 我們怎樣看也看不出其中的十進制初形, 可見語言文字具有的符號性, 可以令中國人比歐洲人在使用十進制記數法上領先二千年, 如果沒有阿拉伯數字的傳入, 歐洲人可能需要等到更晚的時期, 才有機會使用上十進制記數法。
第二個例子是微積分符號之爭,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后牛頓’ 年代﹐牛頓與當時德國數學家尼布萊茲分別在獨立研究的情況下﹐分別發展出微積分理論 ﹐也創造出兩套不同的數學符號來表記微積分中的概念和關系﹐前者因為以‘‧’表示微分概念﹐所以牛頓的符號系統稱為‘點主義’ ﹐而后者尼布萊茲使用‘d’ 來表示﹐因此稱為‘d主義’ 。在整個的十八世紀直至十九世紀時期﹐英國和歐洲大陸都分別使用不同的微積分符號。因為牛頓在英國的影響力﹐所以英國人使用‘點主義’ 微積分符號﹐而歐洲則使用‘d主義’ 。但是到十九世紀中﹐英國數學家巴巴克發現英國的數學﹐在使用了牛頓的‘點主義’ 后﹐因為這套符號在分析操作上比不上‘d主義’ 那樣的有效﹐而造成英國數學比歐洲大陸落后的后果﹐所以他呼吁英國人也應該使用歐洲的‘d主義’ ﹐而全面放棄原有的牛頓式符號。自此﹐延續百年的符號紛爭也至此而告上一段落﹐但是英國卻因為使用了不清晰的符號系統﹐而導致英國數學曾經一度失去了與歐洲學術界並駕齊驅的地位。一個小小的符號﹐真有想象不到的威力﹐但是隻要明白到符號就是思維工具﹐符號扣動著大腦信息處理的‘板機’ 。所以﹐在一方面它能夠釋放大腦中的思維力量﹐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禁制思維能力。
數學符號是最有效的分析工具, 它的出現取代了純粹的經驗主義, 成為了歐洲人認知世界的利器, 導致了西方人自16世紀開始能夠有效快捷的發展科學技術, 但數學符號卻是語言簡化過程的產物, 語言簡化過程需要經歷千年方可完成, 在這千年的時期中, 在技術發展方面, 歐洲人隻能默默忍受在沒有數學符號的情況下, 在認知上的緩慢和以純經驗主義所帶來的時間浪費與不可避免的彎路。除了數學符號外, 實驗主義也是把歐洲人從以神為中心的思想中解救出來的一個因素, 在古希臘的思想中, 他們隻相信直覺所提供的確定性, 因此, 古希臘人不以肉眼來研究世界, 而僅僅通過直尺和圓規作工具, 以幾何學的方式來認知世界, 但是隨著工藝制作水平的提高, 實驗設備慢慢的出現, 伽利略可以通過望遠鏡來觀測木星, 也可以通過實驗來証實到, 加速的時間平方與所走距離成正比關系(例如d=16t2), 以實驗的驗証來為數量關系式中的概念提供確定性. 要知道 ‘確定性’在量化思維模式中的重要性, 伽利略的偉大之處其實在兩個方面, 第一, 他把運動概念再分解為時間和距離(例如d=16t2)的數理關系(古希臘沒有做到這一步, 因為他們沒有有效的表達(思維)工具), 然后以數學符號作表記, 這進一步應用了‘分解模式’; 第二, 在於他對量化思維模式的貢獻上, 伽利略讓實驗而非純粹的直覺為量化概念提供確定性, 帶領歐洲走上實驗科學的道路. 伽利略的做法由始至終都沒有脫離過量化思維的模式, 隻是擴充了這種思維模式而已. 作為同時期的歐洲人, 他們還是普遍相信神的存在為人類的直覺提供了正確性, 人類理論的正確性仍離不開神的存在, 直至到了十九世紀的俄國﹐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希望通過以一條與《幾何原本》第五公設相矛盾的新公設﹐取代第五公設﹐然后把它與其它原有公設一起作基礎﹐推導命題和定理﹐看一下推導出的命題和定理是否在邏輯上有矛盾性。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反証了第五公理的正確性。但是結果卻出人意表﹐從他使用的新公設‘在直線外一點上至少有兩條直線與這條直線平行’ 出發﹐經過嚴密的邏輯推導后﹐羅氏得出很多完全沒有與原有公設相矛盾的命題與定理﹐但是它們卻與我們的直覺相違背﹐像是‘三解形的內角和小於180度’ 這個定理﹐還有‘垂直同一直線的兩條直線延長后﹐離散到無窮’ 。這些都是與我們的直覺和經驗相背的結論﹐但是卻沒有發生任何違悖邏輯的地方。在同一時期﹐德國數學家黎曼同樣以新的公設取代第五公設﹐他的新公設不承認並行線的存在﹐認為‘在同一平面上的兩條直線總有一個相交點’ 。從這一假設出發﹐他得到的‘三角形內角和’ 大於180度。這兩位數學家的研究都同時說明了‘第五設’的不可証明﹐而且隻要以新的公設代換這條公設﹐就可能得到完全合符邏輯的新結論﹐但有可能與我們的直覺相違背。由此可見, 在邏輯正確的情況下, 輸入與直覺相悖的假設就能產生同樣不合理的結果, 可見神在這個邏輯過程中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神的假設從此退出了科學認知的范圍。
當經歷了語言的簡化過程后, 量化思維的西方人對從阿拉伯人手中再傳入的古希臘知識, 還有阿拉伯人在古希臘學術上擴展的知識, 開始以他們的量化思維模式來進行認知, 最終發揚了古希臘的思想體系而成就了今天的科學思想和技術文化。 古希臘學術在歐洲黑暗時代, 因古希臘人並非基督徒而被教會視為異端, 遭到全面的排斥, 但是, 古希臘的學術卻受到回教化阿拉伯世界的歡迎, 被阿拉伯人廣為研究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多方面的發展, 例如在代數和物理學方面。 可見, 阿拉伯人要比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更早接觸到古希臘的學術思想, 但是卻沒有引發出阿拉伯世界的文藝復興, 創造出如同歐洲人一樣的科技文化, 這就說, 阿拉伯人隻能成為古希臘文化的傳承者而非繼承者, 由此可以反映, 隻有量化思維的歐洲人才可能完全開發同樣是量化思維的古希臘學術。 的確, 阿拉伯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 導致阿拉伯人不能產生量化思維模式。
量化思維的產生是古希臘人對語言認知后創造出‘完全表音’字母的結果﹐也隻有在這種客觀條件下﹐才能形成量化思維模式。但是在阿拉伯的語言文字裡面就沒有這些因素。因為阿拉伯語不同於古希臘的屈折語﹐在單詞中的輔音部份往往是固定不變的。因此﹐他們就選擇了隻表記輔音字母的方式來記錄語言﹐這樣令到同一個書寫形式可以指示多個單詞。 例如, ‘寫’ 這個動詞﹐阿拉伯字母中隻表記其中的輔音﹐於是就成為‘ktb’ (以拉丁字母作表示)﹐這是單詞中全部的輔音﹐屬於不變的部份﹐以下來就以‘-’ 表示 ‘ktb’的部份。在阿拉伯語言中﹐單詞還是由輔音與元音結合而成﹐這種讀音卻會因為元音部份隨時態和詞性的改變而變化。在下面以字母表示元音和各種不同情況下的讀音﹐可見在書寫時隻有‘ktb’ 這一形式﹐但它可能表示不同的動詞時態或甚至可能是不同的詞性﹐例如由‘動詞’轉變成‘名詞’. 如果在沒有元音點作記號的情況下﹐閱讀者隻能憑上下文來猜其中的語意。
動詞‘寫’ ﹕
現在時﹕--i- (ktib)
過去時﹕-a-a-
過去時(主語是‘我們’ )﹕-a-a-aa
過去完成時﹕-aa-a-
過去分詞﹕--uu-
名詞‘書本’ ﹕
單數﹕-i-aa-
復數﹕-u-u-
作者﹕-a-i-
書販﹕-u-u-i
阿拉伯單詞因為隻表記輔音字母﹐所以在同一種寫法下﹐存在著多種的詞意﹐也就是一個文字單詞指示多個概念﹐當要決定哪一個概念才是文章所表達的意思時﹐往往需要通過上文下理來判斷。但是在古希臘語中﹐必須在每一個單詞音素都完全吻合的情況下﹐才能夠正確讀取概念﹐這就是‘演釋法’ 的原形﹐也就是量化邏輯的開始。在認知語言和創造字母系統的過程中﹐古希臘人掌握了分解系統的認知方法﹐把認知目標分解到最小的單位﹐這是量化思維中的 ‘分解模式’。但是﹐阿拉伯人沒有簡化字母系統﹐反而是把字母符號分為四種形式—前中后和獨立型﹐以四種形式來表記同一個音素﹐令到字母數量沒有減到最小反而增加﹐而且這些字母也不是完全反映語言中的所有音素﹐阿拉伯字母隻表記輔音而沒有元音 ﹐所以‘分解模式’ 就不能在這種情況下萌芽。沒有量化思維模式的認知方式和歐洲式的語序, 也就不可能產生現代的數學符號,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點中了解到.
因為沒有量化思維模式﹐所以符號所指示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得到‘量化分解’ ﹐直至成為最基本的概念單位。例如‘加’ 的概念﹐它隻表示兩個量相加﹐再沒有其它多余的語意﹐而且這個概念也不可再細分﹐顯然這是最基本的概念﹐並且不可分割。當分解到這個概念后, 量化思維就以一個符號來定義表記這個概念﹐如同字母表記‘音素’ 一樣。可見﹐每一個數學符號在產生之前﹐都需要經過這樣一個‘量化分解’ 和‘定義表記’的過程﹐如下﹕
所以﹐數學符號的產生就與‘量化思維’ 模式息息相關同時簡煉性對作為思維工具的符號來說﹐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是﹐阿拉伯語的語序是‘謂主賓’ 的固定形式﹐這一種的語序不僅與邏輯的順序不符合﹐而且謂語沒有起到分隔主語與賓語的作用﹐而‘主語’ ‘賓語’ 因為屬於同語類的名詞﹐如果沒有謂語動詞作分隔而放在一起的話﹐這就需要額外的符號把主語和賓語分隔開來。這種情況發生在數學符號上﹐這樣就有需要添加多余的符號來提供分隔功能。試想象﹕‘1+2=3’這個數學表達式﹐這是‘主謂賓’ 語序﹐主語是1﹐謂語動詞是+﹐賓語是2﹐這部份是一個子句﹐然后=也是另一個謂語﹐3是另一個賓語。如果首先把子句以‘謂主賓’ 式放置的話﹐就成為﹕+ 1 2﹐這樣1 與2這兩個概念就有可能混淆﹐如果使用字母代表﹐也是+ X Y﹐ X與Y放在一起也會混淆﹐如果整個數式以完整的方式出現﹐就是= + 1 2 3﹐這樣就更加混亂了。於是﹐隻有通過添加至少1種額外的符號才能夠把意思表達得完美准確﹕= + 1 ) 2 ) 3。假如添加了隻用作表達語法意義的符號﹐這樣就完全違悖了符號的簡煉性。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在現今的數學符號中﹐沒有一個是用作純粹指示語法而沒有指示數理關系的符號(‘()’ ﹑‘[]’ 這些符號表示首先執行的運算關系﹐不算與語法有關系) 。符號的使用隻有減省的方式而非增加﹐例如‘乘號’ 在數字與字母之間可以省去﹐或以簡單的‘‧’來代替較為復雜的‘×’﹐這都是為了書寫的方便。古印度語也是使用非‘主謂賓’ 語序的﹐那是‘主賓謂’ 的固定語序﹐這種情況與‘謂主賓’ 語序一樣﹐沒有通過‘謂語’ 把‘主賓’ 語作分隔﹐同樣造成了開發符號系統的障礙。可見﹐語序對數學符號的表達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歐洲人要到了十六世紀開始﹐才在語格脫落﹐但同時也要保留語意和語法意義的要求下把語序固定下來﹐而固定的‘主謂賓’ 語序為發展數學符號提供到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在中國方面, 漢字本身既是文字也是符號, 而也不具有量化思維模式來發展數學概念和符號.
數學符號的發展參考自語言模式﹐我們可以想象到﹐人類第一個想表達的數學關系式﹐很有可能是上面出現的加法關系﹐因為加法關系是最簡單直接的數量關系。如果在表達這個關系時發現﹐要表達這樣一個數量關系需要涉及到不少的符號﹐而且在表達出來后﹐看上去也並非十分的清晰﹐對比以純語言表達的方式沒有太大的分別。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就很有可能停步不前﹐從此放棄對數學符號的進一步探索﹐而回到繼續使用語言文字作表達的形式。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曾經發生在阿拉伯人身上﹐導致了數學符號發展的停滯不前。
綜合而言, 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 歐洲人相對於后期在前期出現的緩慢, 以及在前期相對當時中國人的落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來自兩大因素. 第一, 量化思維視神作為終極概念來認知世界, 導致完全向神傾斜的黑暗時代, 正如 ‘地心說’出於宗教原因而統治學術界一樣, 當時歐洲人的精力和智力都投放在, 以了解神或宗教思想來認知世界上, 這令認知走上了彎路, 浪費了時間。 第二, 語言簡化過程仍在進行中, 語言的演進需要操各種歐洲方言的人口進行互動和民族融合才可能實現, 而各民族的融合需要時間. 英語是歐洲屈折語言中最簡化的, 這就是英倫列島曾經歷過來自盎格魯-薩克遜、丹麥、維京、諾曼底人之間的激烈民族融合的結果。在現代數學符號還沒有成形之前, 歐洲人在技術發展上仍然隻能停留在純經驗主義上。 但是到了后期數學符號完全誕生后, 再加上引入了實驗作為認知的環節, 這令歐洲人在認知上擺脫了對神的傾斜, 而有可能以更有效的思維工具和方式來認知世界, 這就是后期速度能夠得到迅速提高的原因。
為什麼中國在早期的發展速度相對西方來說是快速的, 但到后來則不但速度減慢, 而且出現完全的停滯 ?
正如前文所述, 中國和西方本著完全回異的思維模式來創造本身的文明和文化體系, 因為在理論層面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通過直接比較理論來得到客觀的對比結果, 而隻能通過其輸出結果, 即有形的產品和技術來進行比較, 這就是技術和器具(工具/產品)。 筆者將通過以下的部份來說明, 中國的思維工具和思維模式是中國能在技術上領先的主要原因。
中國先民因為使用的語言—漢語而發展出漢字。漢字作為思維工具, 令工具的使用者形成了象化思維模式, 而象化思維模式也專一的以漢字作為思維工具﹐因為象化思維的基本元素—象化概念﹐通過漢字來表記就足夠了﹐也再合適不過﹐而且對象化概念也不需要任何的確定性﹐因此免去了實驗的過程﹐思維操作也就不會受到客觀環境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象化思維的一切操作隻需要發生在大腦內的思維層面, 或者以漢字書寫作表達就足夠。所以﹐漢字也就可以忠實不二的服務於象化思維模式。通過漢字(包括漢語)作為思維工具﹐ 象化思維模式可以提早發展出以下的思維能力﹕ ‘象化概念’﹐從 ‘取象類比’和象化思維認知模式的思維操作中發展出對屬性的提煉能力﹐而‘類比’或‘模仿’能力就首先建基在發掘對象的屬性上, 當屬性被認知后, 才可能把這些屬性在另一事物上得到反映, 讓后者類比出前者。發展出‘象化邏輯’﹐這就是‘互屬性’ 和‘包容/遞進性’ 等關系﹐這是思維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象化三段論’是‘類比’推演的模式﹐作為認知的手段﹐也是論點的推演方式﹐其重要性體現在發展理論和技術上。因此﹐通過‘類比’而來的‘模仿’能力﹐先民可以很早就發明‘筷子’作為餐具﹐也可以通過模仿動物行為來發展本身的‘搏擊術’等, 這就是 《易》 中提到的 ‘尚象制器’, 據說, 伏羲發明的網罟和神農發明的耒耜都是類比 ‘卦象’, 或者更應該說是摸擬自然之物的結果。這聽起來有點象神話, 不過, 中國人使用的筷子的確是一種模擬手部動作的攝食工具, 還有中國的搏擊術, 在拳種上有模擬動物的動物拳, 以及各種器械的手腳部攻擊動作, 例如是掌和指等, 套路也是對搏擊行為的模擬, 通過了模擬方式令中國武術的內容得到大大的豐富。
漢字的‘符號性’(也就是如同 符號一樣的特性, ‘音-形-意’捆綁而相對於句子中的語意而孤立不作字形和發音上的改變, 故稱之為 ‘孤立語’)令到作為語言表記工具的漢字﹐在先天上具備了符號的等征和功能。因此﹐中國人也就不需要創造另外的符號系統了。漢字的‘符號性’可以令到大腦﹐在對認知對象作語言或文字描述時﹐同時也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內容和概念關系﹐這樣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分析能力。 如果再以漢字書寫來表達認知對象﹐這就成為了符號的列式﹐這就是中國人在三千年前就能夠創造出‘十進制’記數法的原因﹐而印度要比中國晚上一千多年才出現‘十進制’記數法。於是﹐就在這種‘一箭雙雕’ 的情況下﹐省去了很多發展符號的時間。技術的發展總是離不開計算, 十進制的出現大大提高了運算的速度和效率, 不僅如此, 漢語的單字單音性, 也令到大腦能以最小的音節來記憶最多的數量信息,而漢字的孤立性也令這些數量如符號一樣具有規則性, 於是就產生了 ‘九九乘法口訣’. 乘法口訣可以讓大腦在條件發射下得到個位數的乘積, 令中國人的在算術運算上更有效率更節省時間。 除此, 十進制記數法也催生出 ‘算籌’這一種運算工具, ‘算籌’以展示數量為目的, 在它的幫助下,中國人的算術能力不但得大大的提高, 而且算籌中留空的擺法產生了 ‘零’的概念, 還有擺放的位置可以用作表示 ‘未知數’, 這是一種 ‘半代數方程’的出現, 因為在這裡, 未知數並沒有以符號作指示和參與運算, 隻是以某一特點的位置作表記, 所以它並不能算作西方數學中的數學方程, 可是如果沒有算籌作為運算工具, 中國人也不可能創造出這種‘半代數方程’形式, ‘半代數方程’是依賴算籌而產生和存在的, 請以此例作參考:
例﹐有如下的‘一元四次’ 方程﹕
-x3+7632x2-4064256=0
以算籌作表示的方式是﹕
中國人的做法是從‘常數項’ 的頭三位數字估計一下‘解’ 的范圍﹐假設用80代入方程中﹐得到的結果比較接近﹐因此用x=y+80代入方程中﹐得到新的方程是﹕
-y4-302y3-30768y2-826880y+3820554=0之后再估計一下解的數值﹐最后試到‘y=4’ 時﹐方程完全滿足而成立﹐所以方程的解為x=80+4=84。 中國人採用這種算術式的方法﹐就可以完全發揮到‘算籌’ 這種中國獨有的計算工具的優點。基本上所有的一元方程隻要花一定時間﹐就可以計算出近似的方程解﹐滿足到工程和實用計算的需要。因為﹐這種方法沒有對數理關系的進行深入分析﹐像以上的方程其實可以分解為多項因式﹐求出4個的方程解﹕
-(x+84)(x-84)(x-24)(x+24)=0 x=84﹐-84﹐24﹐-24要做到這一點﹐隻有使用西方人發明的數學符號作為工具﹐才可能達到這種認知水平。中國雖然在后期也有一種以算籌為工具﹐發展而來的多元方程‘消元術’﹐以‘天﹑地﹑人﹑物’ 表示最多4個未知數。
但是這隻是寫在算籌上﹐用作表記某位置上的數量和未知數的關系(如上圖)﹐然后再通過一定步驟的操作來作消元求解﹐但是這種‘未知數’ 的指示方法﹐就並非是現代數學中那種可以完全參與運算的指示符號。順便一提的是, 在幾何學方便, 中國的幾何並不像西方幾何一樣以証明為主, 就以對 ‘勾股定理’的証明為例, 中國人在類比過圖形的屬性后, 通過圖形的特點來作出拼合, 最后令拼合的結果, 在不言自明中形象的証明了勾股定理, 如下: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西方式:
以成書於公元50-100年間的《九章算經》為例, 我們會明白到昔日中國數學的研究對象﹐完全放在生活實用性上﹐這與同時期作為現代數學前身的古希臘數學大相回異﹐以下是此書的概要﹕
第一章，「方田」：
平面圖形面積的量法及算法，如矩形、三角形、圓、弧形、環形等的田地的求積公式，及分數算法，包括加減乘除法、約分﹝將分母，分子用輾轉相除法求出它的最大公約數再作約分﹞、分數大小的比較及求幾個分數的算術平均數等。
第二章，「粟米」：
各種糧食交換之間的計算，討論比例算法。
第三章，「衰分」：
比例分配問題。
第四章，「少廣」：
多位數開平方，開立方的法則。
第五章，「商功」：
立體形體積的計算。
第六章，「均輸」：
處理行程和合理解決征稅的問題，尤其是與人民從本地運送谷物到京城交稅所需的時間有關的問題，還有一些與按人口征稅有關的問題，其中還夾雜著衰分、比例及各種雜題。
第七章，「盈不足」：
算術中的盈虧問題的算法，實際上就是現在的線性插值法，它還有許多名稱，如試位法、夾叉求零點、雙假設法等。
第八章，「方程」：
有關一次方程組的內容，最后還有不定方程。將方程組的系數和常數項用算籌擺成「方程」，這是《九章算術》中解多一次方程組的方法，而整個消元過程則相當於代數中的線性變換。在方程章裡提出了正負數的不同表示法和正負數的加減法則。
第九章，「勾股」：
專門討論用勾股定理解決應用問題的方法。
之后, 算籌這種工具得到改良而成為了使用便利的 ‘算盤’, 算盤的運算功能對於算籌來說完全沒有提高, 隻是在使用和攜帶上更為便捷而已, 它的普及得益於 ‘珠算口訣’的配合. ‘珠算口訣’如同乘法口訣一樣, 裨益自漢語的孤立性和符號性。 含有運算機制的並不是算盤而是口訣, 但是, 判斷口訣如何使用的卻是人, 通過大腦在分析了算盤上珠子的擺放位置, 然后條件反射的選擇出其中的口訣, 以口訣的運算機制來實現運算的功能, 因此, 算盤並不能算是一種計算器, 更不是西方意義下的計算器, 而隻是一種展示工具. 所以, 如果能在大腦中產生一台虛擬的算盤, 其實也可以通過口訣來 ‘撥打’, 這就是所謂的 ‘珠心算’. 可見, 珠算口訣的出現才是產生這種普及化計算工具—算盤的關鍵條件, 而珠算口訣的產生則直接與漢語的語言特點有關。 乘法口訣和珠算口訣無疑大幅度提高了中國人的運算能力, 而且更是普及了這種運算能力, 令到東方的運算能力要比同時代的西方人要領先。 除了乘法口訣和珠算口訣外, 中國人更在各行各業中發展出自己的口訣, 在武術中有武術的口訣, 在票號業裡, 學徒要首先熟記口訣才可以工作, 這樣可以以記憶來換取技術, 這樣不僅可以提高了全民的技術水平, 而且大大的縮短了掌握技術的時間, 以及保証到所掌握的技術, 在口訣的形式中沒有因為傳播而失真。 如果把漢語漢字中的 ‘音形意’一體再擴大為 ‘音形意象’一體, 以象化思維視漢字為象化概念,從而帶動起 ‘類比’操作﹐那麼像‘三十六計’中的條目就可以成為 ‘文字公式’, 隻要記憶公式就可以讓大腦收集到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案﹐之后以它對實際情況作類比就可以應用, 這也提高了中國人處理問題的能力。
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是以現有的屬性對對象作認知的模式, 這就產生了對事物作不斷嘗試的傾向, 漢字在使用時可以隨意的組合, 這也令象化思維更傾向組合嘗試的方式, 而對屬性的挖掘能力可以減少嘗試的組合, 因為隻有把有屬性關系的事物作組合, 或者對屬性作有針對性的組合才可能產生更大的效果, 象化思維以屬性為中心的模式可以實現這種可能, 這也導致了烹調文化在中國的發達, 組合嘗試就是經驗的累積。在西方的科學分析法誕生之前, 經驗主義就是人類最原始的技術發展手段, 而象化思維的中國人, 因為較善長這種發展模式而得到領先的發展機遇。 以下, 筆者將通過四大發明作為例子來看一下象化思維模式對技術發展和發明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指南針出現於先秦戰國時期﹐最早的指南針是一塊天然磁石﹐也就是先民在取得天然磁石后﹐發現磁石的這種‘屬性’﹐它可以指示固定的方向﹐但是因為天然磁石容易失去磁性﹐再加上本身重量又重﹐導致放置在平面上的磨擦力較大而不能有效的轉向‘指南’﹐所以這種稱為‘司南’的指南針也就沒有太大的實用價值。不過﹐經過漫長的沉睡歲月后﹐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總結出四種放置‘指南針’ 的方法並作了比較。當時的指南針已是人工磁化的‘磁針’ ﹐所以體積輕巧。這四種方法分別是﹕
- 水浮法﹕把指南針(穿上燈心草)浮於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缺點是指南針隨水浮移不定。
- 指甲旋定法﹕把指南針放在指甲上﹐但是容易滑落。
- 碗唇旋定法﹕把指南針放在碗邊緣上﹐但是缺點也是容易掉落。
- 懸絲法﹕把一根棉絲以蠟沾住指南針的中央﹐懸挂起來﹐隻要沒有風﹐指南針就可以有效工作﹐所以他也認為這是最理想的方法。
以上的四點就是中國式指南針的具體模式﹐指南針的發明首先是先民發現了磁石的屬性﹐通過了這種屬性的認知后﹐再聯想起這種磁石可以提供到指示方向的用途﹐這樣就以磁石來提供‘指南’的功能﹐但是因為天然磁石本身的缺點﹐所以指南針也就沒有太大的實有價值而沒有推廣成為產品。在當時﹐象化思維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研究﹐或者嘗試后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在偶然的機會下﹐先民把磁石與鐵器放在一起﹐又發現了產生人工磁石的方法和可能性﹐這就是《武經總要》提到﹐‘以密器收之’的人工磁化方法。於是天然磁石的缺點被人工磁石一掃而空。所以﹐‘象化思維’又對‘天然磁石’作‘取象類比’並總結出其中輕巧的特點﹐根據這種認知結論﹐沈括也就提出了以上四種可行性的方案﹐而且對四個方案作屬性上的總結﹐得到各自的優缺點。以上的四個使用方法就成為了傳統指南針的基本模型﹐后世也沒有在這模型上做出任何技術突破。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中國人發明指南針存在著很大的偶然性﹐其中也運用到大量的‘類比’操作﹐而不是‘量化’的認知手段﹐最后而成的指南針也沒有太多的技術成份。雖然沈括指出了以上四個方案各有缺點﹐但是就再沒有進一步解決這些缺點﹐把四個方案合而為一﹐制造出更完美的指南針。所以﹐指南針因為技術成份的不足﹐它的發明更接近於發現﹐在發現后類比出屬性﹐然后直接把這種屬性派上有利於人類本身的用途。
火藥的起源與古老的煉丹術有關﹐煉丹方士為了煉成長生不老之藥﹐就把各種金屬和礦物質混合在一起﹐再加熱燃燒﹐這稱之為‘伏火’﹐火藥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無意中發現了。火藥的成份不外乎是硝石﹑硫黃和木碳﹐隻是份量因各方士的經驗而大同小異。我們可以想象到﹐火藥的發明就如同制作一道中國‘菜式’一樣﹐對其中的配料份量沒有固定的‘量化’﹐也不需要作任何深入認識﹐主要憑個人經驗的喜好和摸索﹐在最后設計出火藥這種‘菜式’之前﹐也需要對各種不同的‘配料’作‘加工’﹐再作不同的組合嘗試﹐在經驗過最滿意的效果后﹐方士就把這道‘菜式’確定下來。按照本書的論述﹐‘象化思維’模式中的‘取象類比’和特別是組合模式﹐也就是漢字的組合性和‘象化思維’認知模式中以不同‘象化概念’作認知的方式﹐都是造成中國烹調藝術異常發達的原因。同時西方也因為受到‘循量而行’模式的限制﹐在沒有找到‘量化概念’之前也就不知如同作嘗試﹐這樣在沒有作出大量組合嘗試的情況下﹐在‘化學’這門‘量化’科學還沒有產生之前﹐‘量化思維’能夠‘試’ 出‘火藥’的機會就要比‘象化思維’的要低很多。所以﹐‘火藥’的發明也與設計‘菜式’無異﹐也得益自象化思維的思維模式。中國人當時領先西方的鑄鐵水平也是經驗主義下的產物.
‘造紙術’﹐在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在西漢已出現一種以殘絲制成的紙﹐不過這種紙價錢昂貴而不能普及﹐還出現過一種由大麻和苧麻纖維制成的紙張。可見﹐蔡倫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明造紙術的。他集合前人經驗﹐用樹皮﹑麻頭﹑破布﹑破漁綱等作原材料來造紙﹐然后把這些原材料攪爛並打漿﹐最后再過濾出純淨的纖維而制成紙張。這種紙造價低﹐並且紙色白易於書寫。自此﹐造紙術在后世各代都得到了逐步改良﹐生產的紙質也更易於書寫。從造紙制作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造紙’也如同制作‘菜式’一樣﹐需要在選配料﹑制作方法等方面作不同的組合嘗試﹐而對各配料的‘取象類比’就可以減少需要嘗試的組合數量﹐最后達到滿意的效果而成為‘菜式’。中國菜式的多變多樣性﹐也就是全面組合嘗試后的結果。對於以‘紙’為‘菜式’﹐‘象化思維’需要發揮出烹調中的思維優勢﹐這就有可能在較早的時間內制造出最佳的紙張。因為‘紙’如‘菜式’﹐所以中國‘紙’也根據各地的特產作為‘材料’﹐而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菜式’。例如﹐四川和揚州盛產‘麻’﹐所以生產出以麻為主的紙﹐也有以藤為主的‘藤紙’和櫧樹皮造的‘櫧紙’﹐江南盛產‘竹’﹐因此也開始用竹來造紙﹐‘毛邊紙’就是以竹為主要材料的產品﹐論到紙中的精品﹐就要數以檀樹皮和稻草再由手工造的‘宣紙’了。可見﹐‘造紙’與‘火藥’一樣﹐沒有對材料和制作過程進行過‘量化’認知﹐正如同烹調一樣﹐這是一種經驗上的成果﹐而‘象化思維’的高度組合性模式正可以縮短成果產生的時間。
‘印刷術’起源於中國的隋唐時代﹐‘印刷術’能夠在中國發展起來﹐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情況有關。‘印刷術’的發明與傳統盛行的刻石與印章技術分不開。對於前者的刻石技術來自中國的石碑文化﹐中國的石碑分為兩種﹐一種是功能性的石碑﹐就是以記事、記功頌德、褒獎、訓諭、懲戒、昭示紀念等具社會功能的石碑。第二種是藝術性的石碑﹐有時也會刻在石頭上而無碑﹐上面的內容都是些名家的書法或對聯作品﹐這些書法作品因為需要挂在戶外讓更多人欣賞﹐所以隻能刻在石碑上或石頭上﹐以上兩點就是造成了中國文化中獨特的石碑文化。這種現象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刻字技術(正刻的‘凹字’) 。除此﹐中國還使有具政治或權威標記功能的印章等﹐印章的使用提高了中國的反刻字技術﹐而這種反刻字技術正是用於印刷術上的刻字方式。(石碑文化與象化思維模式有關, 請參考)
我們可以想象到﹐如果沒有這種刻字技術為基礎﹐經過上千年的技術積累直到隋唐時期﹐印刷術也很難在中國出現。最初的印刷術隻要求把內容整塊的雕刻出來﹐這叫做‘雕板’印刷﹐但是這種做法十分費時和沒有效率。到宋代﹐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就是隻雕刻獨立的活字模﹐然后再經排版后組合成文章﹐這就運用到漢字的組合性﹐把印刷字變成漢字一樣可以按要求自由組合﹐而且活字模也可在印刷后再用﹐大大減少了雕刻時間和提高了印刷效率。到元代﹐活字印刷術發展出輪板排字架﹐到后來活字模的材料由最初的膠泥而成為主要以木為主﹐后來也有鉛字模甚至銅字模的出現等。
從上的說明可知, 對這四種產品的發明, 中國先民發揮了本身的思維優勢, 通過與西方技術回異的方式來創造四大發明。 對於技術開發而言, 材料的取得和生產成為了其中重要的一環, 中國先民在這方面要比西方人更加得天獨厚, 這讓中國人在免去了材料開發的時間與投入的情況下, 直接取得了材料, 因此在第一時間內提高了中國人的技術水平。 這種重要的材料就是 ‘竹’, 這是一種多用途的制作材料, 例如把它碾碎后可以造紙; 把它削成竹片后可以編織竹席、竹帘, 竹席可以造成中國式可收放的帆; 竹子還可以造成很多結構性的支撐材料; 竹子可以制成纜索, 它的應力達到普通鋼索的二分之一;還有竹子打通后制成竹管, 可以輸送氣體和液體. 可見, 在現代工業材料出現之前, 中國人就可以輕易的到得竹子這種材料, 隻要對它稍加改變就可以成為各種有用的制造材料或工具, 但西方人就隻能找些其它沒有效率的替代品, 或者甘願接受制作與技術水平落后於中國的狀態。
對當時中國能在科技方面領先的原因, 可以總結為中國以其思維工具和象化思維模式攝取到技術開發的先機。 首先, 漢語產生了漢字, 漢字己經具有了先天的符號性, 從而啟發到先民首創十進制記數法, 十進制記數法催生了算籌的出現, 算籌的產生又衍生了 ‘半代數’方程, 之后更有算盤的發明成為算籌的改良品, 中國人配合漢語的特點而發明了乘法口訣和珠算口訣, 這都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當時的計算能力, 計算能力無疑加速了中國人在技術發展上的速度。 再者, 象化思維模式中的模仿能力, 令中國人傾向於在大自然中尋找發明創造的靈感, 這就是 ‘尚象制器’, 在象化思維的眼中, 大自然提供了解決技術問題的方案, 這令技術開發變得較為容易, 正如密封船艙的發明可能受竹節的分隔特性所啟法一樣。 象化思維的認知模式以發掘屬性為本質, 這都是思維內的操作, 不會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 理論結合一定的經驗積累就可以發展技術, 例如是中醫學。 同時, 認知模式和漢字的使用方式產生了組合嘗試的傾向, 而對屬性的認識又可以在減少組合次數的情況下, 達到最有效的組合效果, 再加上竹子成為了天然的制作材料, 因此, 技術在經驗主義的模式中得到最大的發展。 總括而論, 以上一切技術發展都得益於漢語和漢字, 作為象化思維的思維工具, 它們始終是唯一的思維工具, 這就不像歐洲在后來引入了數學符號作為思維工具那樣了, 而且象化思維中的概念也不需要確定性, 不像西方在后來引入實驗為確定性的新來源一樣, 象化思維模式隨漢字而產生, 漢字作為象化思維的思維工具己經是足夠的. 可見, 中國人拜漢語漢字而先啟‘民智’﹐ 這令中國先民攝取到技術文明的‘先機’﹐盡管此‘智’不同於彼‘智’﹐ 但是中國人在技術方面的確先走一步了。 但是‘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 象化思維模式同時也令中國的技術發展走上停滯, 因為對屬性的探求, 隻能令對事物的認識留於表面, 以屬性認知事物的屬性的方式沒有探究到事物的內在結構, 例如中醫隻注重對病 ‘証/屬性’ 與藥物屬性的分析, 卻從來沒有認識病源所在, 其實中國先哲也十分鼓勵對自然的探索, 如朱子曰 ‘格物窮理’, 不過, 以這種純粹探究屬性的方式作 ‘格物’, 一下子就可以把天下事物格盡然后盡知, 這是傳統中國不能產生西方式科學的原因, 這種認知模式並沒有突破性和深作性, 所以可認知的空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飽和, 在速度上的反映是停滯。 再者, 中國傳統的創造發明方式是 ‘尚象制器’, 但畢竟在自然界中可模仿的事物和現象還是有限的, 加上在沒有對事物作分解認知的情況下, 全新的發明是不可能的, 因此到最后, 隨著可模擬對象的減少, 也導致中國的發展速度出現減緩仍至停頓。 在沒有分解模式和數學符號作工具對事物的本質進行認知的情況下, 中國傳統的技術開發隻有依賴經驗主義, 但經驗主義的開發方式是沒有效率和漫長的, 就算如何的組合嘗試也不可能實現重大的技術突破。
以上論述的內容就是問題4的解答, 在論述中國傳統社會不能產生西方式科學時, 很多學者都會以傳統社會的結構、傳統思想或 ‘缺乏論’(例如缺乏古希臘的哲學思想), 來解答阻礙中國科學發展的成因這個問題, 但是筆者不主張以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來對這種中國的科學現象作解釋, 因為這些傳統現象都是思維模式下的產物, 產物之間處於平等的關系上, 而不是因果關系。 正如, 患有遺傳性精神病的孩子不能以他另一位患有同樣病征的兄弟作為致病的原因一樣, 不能簡單的以兩個孩子因長期相處而令其中一個染病作為解釋(雖然聽上去有點合理), 其實兩者都是受害人, 真正的來源是他們患有同樣病態的母親, 這裡才是疾病之源(當然還需要追溯其家族病史), 隻有不斷的溯源才是解答問題的正確方法。正如本文開首所提到的, 語言的使用是造成東西方文化現象的最終極成因, 同屬文化現象的科技文化也包括在這個范圍之中, 所以筆者不以其它的現象對另一現象作出解答。
在經驗主義時期, 象化思維模式令中國的科技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但后來被西方量化思維所超越, 到了二次大戰后, 以華人為主的地區和國家與漢字文化圈地區在制造業的風潮下, 出現經濟起飛, 這就是 ‘四小龍+中國現象’. 制造業是一種較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成工業, 在制造業中, 人的因素比技術水平更加重要, 於是以同樣的象化思維模式在這種特定的制造業條件下, 又發揮出了思維的優勢。
中國作為完全象化思維的社會﹐其中象化思維裡‘取象類比’的思維操作轉化成為對事物具有的較強模仿能力﹐這種能力如同日本在這方面的表現一樣﹐已經反映在制造業的成就上﹐令到中國產品從模仿西方與日本產品與技術開始﹐最后發展成為今天的‘世界工廠’。漢字作為思維工具的方式﹐令到就算是低文化程度的中國人﹐也能在思維方面比其它‘非象化思維’的人﹐具有較強的類比能力﹐也就是對屬性的模仿。這反映在工作時的模仿能力上﹐模仿制造國外先進產品與技術﹐迅速學習與操作引進技術。還有漢字漢語的‘符素性’﹐令到‘象化思維’在通過語言文字對認知對象作描述的同時﹐已經分析到其中的概念和概念關系(最明顯的是中國人具有較高的算術能力), 這些能力最后決定了掌握技術操作的熟練程度和技術的深入程度﹐還有漢字的單音節特性也提高了記憶能力﹐這樣通過發揮口訣優勢就可以幫助記憶和掌握較復雜的操作步驟。除此﹐以‘取象類比’的方式著手解決問題﹐也提高到在遇到各種問題時的解決能力﹐在發揮到思維上的‘杠杆作用’時﹐不僅令到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在搜尋解決問題的對策時﹐可以面對更多更大量的參考數據﹐作為‘類比’判斷的素材。象化思維社會中以‘富’﹑‘貴’及‘出人頭地’作為人生價值觀的‘人生象’﹐令到華人社會把經濟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把主要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經濟的實效利益上﹐這樣使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也能發揮出傳統的‘勤勞’美德﹐社會全體的埋頭苦干可以令到社會比其它‘非象化思維’的發展中國家更加穩定﹐從而創造出耀目的經濟成就。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二戰結束后出現在東亞的‘四小龍’奇跡﹐以及后來騰飛的‘巨龍’—中國大陸。這四小龍除了韓國之外﹐其它的台灣﹑香港與新加坡都是大部份(70%)或完全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至於韓國因為在歷史上以漢字為主要的文字工具﹐雖然語言如日本語一樣為‘沾著語’﹐但起碼可以視為如同日本一樣的‘半象化思維’國家﹐而且在傳統上﹐韓國採用全漢文書寫﹐書寫上的漢化程度也包括其中的漢文語法。再者在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下﹐特別在產業模式上也受到了日本的深遠影響。這‘四小龍’以及后來的‘巨龍’中國在經濟成長的方式中﹐都同樣以‘制造業’為起點﹐創造經濟奇跡。而‘制造業’就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上所提到的優勢勞工無疑能夠成為其中的起飛關鍵。再說得具體一點﹐就是象化思維模式造就了東亞的經濟起飛﹐讓在二戰之后出現的經濟與工業騰飛﹐隻眷顧東亞的象化思維社會而非其它的第三世界國家。
對以上四個問題的解答, ‘李約瑟難題’似乎迎刃而解. 由於篇幅所限, 讀者對於文中的觀點可能感到有不充份的地方, 本文的觀點都來自拙作《從》, 《從》是一本40余萬字的報告, 因此它的論據與說明部份都不可能在本文中收錄, 如需要參考本文的詳細論據, 請閱讀《從》中的相關章節, 對此不便, 敬請讀者見諒,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