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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vs 西方-文明的動力在 '認知': [簡體版]

        眾所周知﹐日本在‘日治維新’之後﹐迅速躋身進現代化的國際大家庭中﹐實現了她‘脫亞入歐’的夢想﹐哪怕在戰敗後﹐日本也能馬上從癈墟中崛起﹐成為今天全球排行第二的經濟與工業強國﹐這種國家成就實在令到很多亞洲鄰國羡慕不已﹐日本自然成為了眾多亞洲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理想榜樣。在本書的專章中﹐筆者論述了日本的‘半象化思維’﹑日語的創造性特點與傳統的社會結構﹐還有沒有完全受到‘象化思維’限制的和較重實用性的認知能力與方式﹐這些因素都是日本能夠迅速掌握西方科技文明的原因﹐從而在短時間內躍身進西方強國之列。但是﹐日本式的學習西方文化並不是發生在思維層面上﹐而是實用性的功利層面。

日本由始至終沒有在西化的過程中完全把西方的思維模式吸收過來﹐就是‘量化思維’模式並不沒有真正在日本生根成長。因為﹐缺乏‘量化思維’作為概念與技術的發展基礎﹐中國人與日本人就不能保持某些領域中的領先﹐只能讓這些領先的成就成為歷史中的過客﹐沒有發揮到它應有的價值。有關中國人在這方面的‘失落’﹐我們都已經知道佷多‘老生常談’的例子﹐例如中國‘四大發明’﹑首創的‘十進位’﹑‘畢氏定理’ ﹑宋代的‘天元術’﹑‘求圓周率’等。有關中國歷史上所出現過的世界第一﹐實在數不勝數﹐大家對此也耳熟能詳。但是﹐關於日本人在這方面的‘失落’﹐大家又知道多少呢﹐讀者可能已經明白沒有‘量化思維’的認知方式﹐技術的領先一定不可能持久﹐就連擁有發達工藝水平的日本也不能例外。回到日本歷史上﹐我們可以得知﹐在十六世紀後期的戰國時代﹐從葡萄牙人那裏傳入的‘火繩槍’已經可以在日本本土作自給自足的大量生產﹐戰國諸候的軍隊也大量裝備了火繩槍﹐但是火繩槍主要還是作為防守用途。在當時的日本武士已經懂得為了增加火繩槍連續發射的威力﹐前一排的士兵在發射後退到後一排裝彈﹐讓後排的士兵來接住發射﹐只要士兵的排數達到一定程度﹐發射的連續性就不會受到裝彈時間的影響﹐而西方要到十七世紀中才完全懂得使用這種排射的型式。不過﹐西方人把士兵從裝彈到發射的動作‘量化分解’為42個步驟﹐而且每一個步驟都有不同的名稱﹐指揮人員就可以通過口令來指揮士兵同時執行裏面的每一個動作。回到日本方面﹐日本人雖然也製作出工藝一流的火繩槍﹐但在整個江戶時代也只停留在火繩槍的階段﹐完全沒有任何技術突破﹐這種情況一直到明治維新為止。與日本戰國時代同期的中國明代﹐就連天才的中國軍事家戚繼光也認為﹐‘火器為接敵之前用﹐不能倚為主要的戰具’。因此﹐在戚家軍中﹐規定十二個步兵只分派兩支鳥銃﹐鳥統的地位只能是戰埸上的從屬者而非主角。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十六七世紀的歐洲戰場﹐我們可以發現‘量化思維’把戰場上的‘打擊力量’作出‘量化分解’後(如下)﹐通過

長予兵保護持火繩槍的士兵﹐以保證火繩槍的士兵不會受到對方騎兵的攻擊﹐這樣火繩槍就可以成為戰場上的重要攻擊武器。在當時的戰場上﹐火繩槍兵與長矛兵的數量可以達到75之多。最後‘火繩槍’再發展成為使用更方便的‘火石槍’(以‘火石’點火﹐而非‘火繩’)﹐‘量化思維’再通過‘刺刀’的發明把‘火槍’與‘長矛’結合﹐‘野戰炮’的出現也就是‘火槍’的放大版本﹐於是就把人類的戰爭帶出了‘冷兵器’時代﹐而完全進入‘熱戰爭’的模式。戰爭革命的關鍵與其說是技術革命的結果﹐還不如說從根本上就是認知的產物。

第二個例子發生在二次大戰後期﹐日本海軍把金錢與精力放在建設人類史上兩艘最大型的戰列艦上—‘武藏’ 號與‘大和’號﹐忽略了海戰的方式已經由‘大炮巨艦’轉移到海上航空戰的型式上。‘武藏’號在萊特島作處女航行時與‘大和’號在沖繩島海戰中相繼被美軍航空兵擊沉之後﹐日本也輸掉了太平洋戰爭﹐技術戰略上的分析錯誤是日本海軍失敗的致命傷。相反﹐蘇聯人卻沒有盲從海上航空戰的模式﹐沒有在海軍落後的情況下﹐把精力完全花在建造航空母艦上﹐反而通過發展潛水艇和對艦導彈來克制美國的強大航母戰鬥力量。直至現代﹐在發展航空技術上﹐日本最優秀的H-27火箭在正式發射中﹐平均兩三枚就有一枚發生爆炸意外﹐發射成功率之低與火箭的高技術指標(日本火箭的技術指標比美國還高)竟成天壤之別。回想起在八十年﹐日本科技考察團參觀過中國長征火箭﹐回國後便嘲笑長征火箭的個別工藝水平粗糙而落後﹐日本技術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只要看到中國火箭在載人升空和空間變軌技術上的成功﹐我們就會明白中國的航空成就並不是建基在個別的工藝與局部的技術水平上﹐而是稱為‘系統工程’的宏觀技術上﹐縱使日本人繼承了傳統上的高度工藝水平﹐但是沒有對工程技術作整體的認知﹐這只會導致在科技競賽中的又一次落後。如果沒有這種認知水平的話﹐也就更難理解七十年代被美國空軍譽為‘世界上在生產中的最好截擊機’米格-25(狐蝠)﹐它曾打破8項飛行速度﹑9項飛行高度和6項爬高時間紀錄﹐但是在1976年從一隻‘投奔自由’的米格-25中﹐竟然發現機上的航電設備還大量使用‘電子管’﹐這是對西方來說簡直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西方也不得不為蘇聯在航空方面的高超整合技術而驚歎不已﹐自七十年代後﹐西方的航空技術才開始慢慢超越蘇聯。

在八十年代﹐日本人開始投資發展一套結合人工智慧技術的第五代電腦語言﹐但是因為沒有預測到在九十年代廣泛使用互聯綱(Internet)潮流﹐這種語言對互聯綱完全沒有備相容性﹐日本最後只能放棄了這種已發展了十年的第五代電腦語言﹐同樣是因為對未來技術發展的錯誤預測﹐日本人又一次失掉技術與戰略領先的機會。雖然﹐日本人發揮了日本語的創造性﹐而發明了世界流行的‘卡拉OK’﹐但是‘卡拉OK’的意念來自對各種不同影音器材作組合﹐具體就是把電視機﹑錄影機與擴音機組合起來成為一種‘邊看邊唱’的型式﹐這種組合正如把漢字與日本本土語言作結合一樣﹐漢字以音讀與訓讀的方式融入了語法回異的日本語言中。正如‘卡拉OK’的設計一樣﹐裏面沒有技術上的突破﹐只能算是集機械與電子工藝水平於一身的結晶品。現在很受大家歡迎的SONY機器狗與QRIO機器人產品也一樣﹐它們基本上是高度精密的硬體與人工智慧軟體對動物或人類行為作仿真的產品﹐本質上就是硬體﹑軟體和生物行為的結合體。如同其他的日本產品一樣﹐它們的優勢主要來自多功能的結合度與精巧度﹐這就是日本產品受世界消費者歡迎的地方﹐但是這些優勢並不是主要建立在‘量化思維’的模式上。

相反﹐在‘量化思維’世界裏所推出的新技術與產品卻有回異的風格﹐例如美國人發明的互聯綱絡﹐就是把物質可量化的特徵資訊量化為‘數碼’後﹐以互聯綱的方式提供傳輸‘物質’ 資訊的結果﹐在此衍生出的產品有‘電子郵件’﹐這是對傳統信件型式的革命﹐還有網上進行的即時文字﹑語音甚至視像交流方式﹐都因為免費及快捷而風行普及﹐這是一埸打破世界地理概念的革命。出現於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的‘Google’網上搜尋引擎﹐現在已經基本上獨佔了全球的網上搜尋業務﹐成為最主要的網上搜尋引擎﹐她的成功背後是先進數學技術在資訊行業的應用﹐這種成功如同數學分析技術應用在物理工程界而誕生出新的產品一樣﹐理論物理的發展令人類發明了‘原子彈’與‘核動力發電’﹐這些都是具劃時代性的認知結果。‘Google’ 的野心是永不停息的﹐她下一個計畫就是斥資15億美元﹐把英語世界中幾大圖書館的藏書進行電子掃描﹐最後在2015年建成全球最大的網上圖上館﹐這又是一場‘量化思維’帶給人類的資訊革命﹐這將改變我們進行資料查找的方式和再次打破地域概念。除了網上功能之外﹐廣泛使用於互聯網上的‘O-O(物件物件)’語言就是‘量化思維’在資訊處理上的產物﹐程式中的功能部份被‘量化分解’為最小功能的‘模組’﹐而這些‘模組’就能反復迴圈的提供到相同的功能﹐再者﹐這種模組化結構顯然也是受到西方語言模式的啟發而產生。

日本人雖然在汽車製造業上成績不俗﹐擁有不少汽車品牌﹐但也因為近年經營管理不善﹐如‘萬事德(Mazda)’﹑‘日產’和‘三菱(Mitsubishi)’等部份被西方公司所收購﹐而且最引入注目的是﹐日本公司在引入資金外﹐還以聘請西方人執掌總裁的方式引入西方的管理技術﹐希望藉此重整公司的行政管理架構﹐SONY公司也請來了美國的CEO。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海爾’卻通過‘量化’的管理方式﹐創出‘市埸鏈流程’的嶄新管理技術(有關介紹請參考‘附錄’)﹐成為西方名牌管理學院的研究個案。由此來看﹐‘量化思維’模式在企業競爭中也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量化思維’的程度決定到競爭的成敗。

西方文明的背後就是‘量化思維’樣式﹐而只有掌握這種‘量化思維’模式﹐讓它成為我們思維模式中的一部份﹐我們才能夠真正打開‘現代化’之門﹐在東西方競爭中不但不致於落敗﹐而且還有取勝的機會。對西方的亦步亦趨並不是可取的競爭方式﹐這樣會令我們很容易在沒有及時掌握新技術的情況下敗下陣來。為了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最好的方法就是讓我們以‘量化思維’來思考來認知﹐擁有西方世界同樣的思維能力。因為﹐就算‘象化思維’沒有擁有‘量化思維’的能力﹐‘量化思維’也開始發起向‘象化思維’模式的滲透過程。這就是‘模糊概念’﹑控制理論﹑大量圖表分析工具的產生等﹐這都是‘量化思維’對‘象化概念’的‘量化’﹐對非‘量化’概念之間的邏輯操作的‘量化’等。

假若﹐世界文明的發展箭頭相對時間呈現‘螺旋’式的上升(如下圖)﹐也就是說世界文明的進步在總體上與時間並進。不過﹐實際的路線除了前進的大方向外﹐也帶有盤旋性﹐這表現出人類的進步受到來自人類外部環境的客觀性﹐以及由人類本身製造的主觀性的一定影響﹐令到發展箭頭呈非直線的前進方向﹐圖中的路線軌跡並不是量化的表示方式﹐而是以接近比喻的說理型式來說明各個文明之間的相對關係。如果﹐我們把世界文明的發展箭頭放大觀察的話﹐我們可以

發現﹐當今文明的‘領頭羊’是西方世界﹐也就是以北美洲與歐洲為代表的‘量化思維’集團﹐她們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有如‘拓荒者’一樣﹐以不斷認知與創造的方式﹐開僻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路向。而日本作為一個極具實用主義的‘半象化思維’社會﹐我們稱之為‘實踐-半象化思維’。日本社會中蘊藏著深遠的工藝傳統﹐以及來自日本語模式的組合創意 ﹐這樣她也就能夠緊貼著‘量化思維’的開墾路線﹐把西方創造出的新技術在短時間內學習並掌握過來﹐通過‘半象化思維’中的模仿能力﹐發揮出傳統的高超工藝水平。同時﹐因為沒有‘象化思維’在認先模式下的限制﹐對認知物件一切以實用為本﹐這樣就可以令到西方新技術或已發展出來的新產品轉換成有效的日本產品﹐而且可能在技術上要比原產品更加精緻實用﹐以‘日本語’式的組合創造能力對產品與現存的技術進行組合式的創造﹐發展出產品的多功能性和高功能性。於是﹐日本人就能夠以其本身的思維優勢與傳統優勢﹐把‘量化思維’發展出的產品作出極大化﹐在經濟上創造出極大化的利潤收益。這就是筆者把日本的發展放在緊隨西方﹑同時也處於‘亦步亦趨’位置的原

因。至於﹐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國家﹐完全的‘象化思維’社會﹐因為並不具備西方的優勢思維模式—‘量化思維’﹐同時在傳統上沒有日本人來自傳統社會的‘工藝水平’﹐因此只能暫時屈居西方與日本之後﹐在經濟和工業水平上也反映著這樣一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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